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国际经济学会会士，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教授接受财联社专访，现将原文转载如下：
财联社7月22日讯（记者郭松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7月21日《决定》全文出炉。《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提出了更为细节的论述。
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话题，国际经济学会会士、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接受财联社记者专访。
以下为访谈实录：
此次三中全会亮点之一就是指明了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财联社：对于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你有哪些体会？
余淼杰：我认为此次会议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指明了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公报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的前景。这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螺旋式上升的关系，换言之，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永续发动机。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强调十四个方面重大改革举措。
“继续巩固并扩大制度型开放”
财联社：《决定》指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在何处？从哪些角度理解？
余淼杰：首先，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我们主张“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带发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开放的重要依托，这决定了国家是净进口国还是净出口国，而这又取决于企业实力。若企业不能实现经济规模递增，市场规模扩大反而增加对外国产品的需求，使国家成为净进口国；若企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递增，就可通过将所生产的差异化产品销往全球各地，国家则成为净出口国。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双循环的有机统一，即利用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国际市场，以内循环促进外循环的形成，其中内循环是动力，而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则是确保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关键起点。
其次，继续巩固并扩大制度型开放。过去的开放主要是要素型开放，借助劳动力资源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随着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我们不仅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还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制度型开放不仅涉及要素型的比较优势，更包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四个层面的开放：规则讲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规制讲的是国内特殊例外条款；标准讲的是行业的标准；管理讲的是企业的管理。从这四个方面对标对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或其他高水平经贸协定来推进改革。
应更加重视国民生产总值（GNP）
财联社：在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有哪些建议？
余淼杰：具体而言，我建议未来在评估经济发展时，除了关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还应更加重视国民生产总值（GNP）。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企和民企“走出去”，海外收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GNP）。对开放度高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GNP）往往会远大于国内生产总值（GDP）。
此外，外商投资和对外体制改革应包含诸多方面的具体措施，如，“一带一路”倡议中陆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是向东延伸，海上丝绸之路则重点在向北拓展，东北地区作为海路大通道，将成为国内的战略重心，是顺应时势发展的必然选择。
财联社：《决定》第二部分第6条强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那么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余淼杰：我认为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是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要从四方面发力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一是构建要素市场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这是起点。二是坚持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这是重点。三是降低各类交易成本，包括显性交易成本和隐性交易成本，这是过程。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方式和保障。
需注重逆周期货币政策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
财联社：《决定》明确，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如何看待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的区别？
余淼杰：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也要有所区别。政府的治理是国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完全相等。鉴于此，我们既要强化宏观层面的政府治理能力，也要精准实施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
宏观经济政策一般会涉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常两者要相结合。比如，针对目前经济形势，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本届三中全会对财政政策做出的部署，提出要推进财税方面的改革。在部署财政政策改革方面，未特别强调货币政策，而是将其纳入更广泛的金融范畴。统筹推进财税和金融领域改革，将货币作为金融改革工具，与金融强国紧密相关，需注重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
城乡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
财联社：此次全会还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据你观察，这背后有何现实逻辑？
余淼杰：这次全会特别强调了其中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因为信息化是赋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工具，农业现代化是保障，因此更加强调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如果工业化过快、城镇化滞后会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多、供给不足，工资上升、企业利润下降，无法实现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和效率最优化。
反之，如果城镇化过快、工业化不足，就会导致城市“就业难”，贫困人口聚集以及社会不稳定。
因此，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目前，我们处于工业化相对超前而城镇化不足阶段，面临乡村空巢化的挑战，因此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于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实现双向流动。
那么农村与城镇要素如何交换？比如，农村拥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关键要素，这也对城市居民具有极大吸引力，鼓励他们在此租房购房，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些举措一气呵成、环环相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