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全国人大代表、国际经济学会会士、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教授在“美好生活、书香中国”城市行沈阳站的分享内容，现转载如下：
非常荣幸参加总裁读书会的活动，分享有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思考。若深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我认为关键在于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命题，正是破解当下发展困局、推动增长可持续性的核心引擎。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急需破局之道
当前，我们正身处复杂的发展坐标中：从国际看，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供应链重构带来深层冲击；从国内看，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叠加有效需求不足、供给体系适配性有待提升、市场预期尚未完全稳定等多重压力。这些挑战，既考验着短期政策的精准性，更呼唤中长期发展动能的深刻变革。
但我们也看到，在党中央的统筹部署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推出的十五章六十节三百余项改革举措正逐步落地，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市场信心的强力提振，已在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中显现积极信号——股市回暖、楼市企稳，正是制度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的生动注脚。在此背景下，如何锚定“稳中求进、向上向好”的发展航向？
理论升华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路径
我认为，核心在于完整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五大理念并非阶段性策略，而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底层逻辑：创新是第一动力，协同是内生肌理，绿色是生态基底，共享是价值归依，开放是必由之路。
在这一体系中，创新的地位尤为关键。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产业协同，本质上是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搭建协同平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需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支撑；共享发展的实现，前提是通过创新做大经济蛋糕；而开放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内外市场联动激发创新活力。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正是将创新理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枢纽——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经济结构的系统性重构。
从更深层看，培育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对发展逻辑的重构：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赋能。这要求我们在三个维度发力：一是强化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深度融合；二是优化要素配置机制，通过改革破除制约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三是构建创新生态，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主体。
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式意义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既是破解“三重压力”的突围之路，更是重塑全球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当新质生产力成为发展的基因密码，我们不仅能实现经济增长的“量质齐升”，更将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范式。
在探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时，我们从三中全会报告中能清晰看到“三位一体”的战略框架——要素创新型配置、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转型升级。这三个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赋能、协同共生的有机整体。接下来，我想结合政策实践与理论思考，从这三方面展开深入剖析。
（一）
重塑发展动能的底层逻辑
培育新质生产力，首要在于打破传统要素配置的固化格局。从经济学视角看，要素配置的本质是通过机制创新释放“结构红利”。三中全会提出的“要素按贡献决定价格”，正是对这一逻辑的深刻诠释。
1.要素范畴的拓展与创新
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多局限于资本、劳动力、土地、能源四类，而数字经济时代已将“数据”正式纳入生产要素体系（2020年海南自贸港建设首次明确）。若从更广义视角看，知识、技术、管理等无形要素同样构成生产力升级的核心支撑。这种要素范畴的拓展，要求我们以系统性思维重构配置逻辑：
人力资本配置：东北振兴的关键瓶颈在于人才流失，而海南自贸港通过15%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形成“人才磁场”，印证了“要素价格+发展平台”的双轮驱动逻辑。三中全会强调“人往高处走”的市场机制，本质是要打破户籍、编制等制度的壁垒，让人才价值通过贡献度实现市场化定价。
数据要素流通：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中，部门数据孤岛现象仍较突出。如某省政务平台曾出现交通、卫健系统数据不互通的情况，导致疫情防控中流调效率低下。破解这一问题，需构建“数据产权界定-流通规则制定-价值评估”的全链条机制，让数据从“沉睡资源”变为“创新燃料”。
资本要素优化：创新活动的高风险属性，决定了资本配置需分层施策。头部企业如华为年均研发投入超千亿，具备“从0到1”攻坚的实力；而中游企业因“逆水行舟”的生存压力，往往成为技术改进的主力（如某细分行业中型企业通过工艺创新将能耗降低 30%）。三中全会提出的“引进社会资本+天使投资”模式，正是要为不同阶段创新主体构建适配的资本生态。
2.要素配置中的“两个毫不动摇”
三中全会三百项改革中，对国企与民企的定位体现了鲜明的辩证思维：
垄断环节与竞争环节的精准划分：水电管网等自然垄断领域，由国企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而在5G应用、新能源汽车等竞争领域，民营企业正展现强劲活力（如某民企在氢燃料电池催化剂技术上打破国外垄断）。这种“分类改革”思路，既避免了“国进民退”的误区，也防止了“市场失灵”的风险。
要素价格平等化突破：民企贷款利率普遍高于国企2-3个百分点，本质是信用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市场扭曲。三中全会提出的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正是通过风险共担机制降低民企融资成本。如某生态治理PPP项目中，政府以特许经营权背书，使民企融资利率从8%降至5.5%，实现了公共利益与企业效益的双赢。
（二）
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密码
技术创新的本质，在于区分“广度创新”与“深度创新”的不同逻辑。三中全会强调的“有组织的科研”，正是对这一规律的精准把握。
1.“0到1”与“1到N”的协同创新
原始创新的攻坚路径：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需要“大兵团作战”。如“九章”量子计算机的突破，依托中科大、中科院等科研集群的协同攻关。这类创新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特征，政府主导的“新型举国体制”不可或缺——美国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持续数十年资助，孕育了互联网、GPS等颠覆性技术，正是这一模式的国际印证。
应用创新的市场活力：中小企业在技术改进中往往更具灵活性。某纺织企业通过引进工业机器人，将服装定制周期从15天缩短至3天，这种“从1到N”的创新虽不颠覆技术原理，却直接提升了产业效能。三中全会提出“原始创新与技术改进并重”，正是要构建“科研机构做顶天研究，企业做立地转化”的创新闭环。
2.创新强度的国际对标与短板补齐
我国当前创新强度（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6.6%，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10%的水平仍有差距。十四五规划提出2025年达到7%，这一目标背后是三重战略考量：
基础研究的“留白”机制：美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长期保持15%以上，而我国目前约10%。三中全会提出“加大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资助”，正是要为“0到1”创新预留空间——正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最初源于科学家非功利性的好奇心驱动。
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模式证明，共性技术研发需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我国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布局的国家级创新中心，正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解决“单个企业不愿投、投不起”的共性技术难题。
（三）
新质生产力的落地载体
技术创新的价值最终要通过产业变革来实现。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本质是推动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跃迁。
1.产业链“锻长板”与“补短板”的辩证施策
长板领域的生态构建：在5G、新能源汽车等优势领域，我国已形成“技术专利-标准制定-产业集群”的完整生态。华为5G专利数量占全球20%以上，带动国内通信设备产业集群年产值超万亿，这正是“长板效应”的典型案例。三中全会强调“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核心是要在长板领域形成“技术壁垒+市场话语权”的双重优势。
短板领域的“链长制”攻坚：芯片制造、工业软件等“卡脖子”环节，需通过“链长负责制”整合创新资源。某省推行“芯片产业链‘链长+校长+行长’协同机制”，由副省长担任链长统筹政策资源，高校校长负责人才供给，银行行长保障融资需求，实现了14nm芯片量产的突破，印证了“政产学研用”协同的有效性。
2.数字化转型的“破局点”
传统产业数字化不是简单“机器换人”，而是生产范式的重构：
流程再造的底层逻辑：某钢铁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改造，将炼钢炉温控制精度从±50℃提升至±10℃，能耗下降18%，这背后是全流程数据贯通带来的决策革命。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要把握“数据驱动”这一核心——正如特斯拉上海工厂通过实时数据监控，将整车缺陷率控制在0.3%以下，远超传统车企1%的水平。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海尔卡奥斯平台将家电制造经验转化为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服务超3万家企业，展现了“制造服务业化”的升级路径。这种转型本质是将产业价值从“硬件生产”向“解决方案”迁移，与三中全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要求高度契合。
培育新质生产力，本质是一场涉及要素、技术、产业的系统性变革。从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看，要素创新型配置是基础支撑，技术革命性突破是核心动力，产业转型升级是最终落脚点。唯有将三者有机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实践，才能在逆全球化与技术竞争的复杂环境中，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优势。
当我们拆解三中全会报告的深层逻辑会发现，无论是要素配置中的“两个毫不动摇”，还是技术创新中的“有组织科研”，抑或产业升级中的“链长制”设计，其内核都是要在政府与市场、创新与产业、短期与长期之间找到最优平衡点。这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更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制度密码。
做精“三篇大文章”
最后，我想围绕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三篇大文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分享一些思考。这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落地载体，也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源泉。
三中全会强调的“老字号、原字号、新字号”，本质是对产业价值链条的系统性重塑。每一篇文章都蕴含着从“要素依赖”向“价值创造”的升级密码。
1.原字号：从“原材料”到“价值链中枢”的跃升
东北的原材料产业曾是我国的工业根基，但长期存在“大而不强”的困境。以辽宁山参为例，其药用价值享誉全球，却因缺乏品牌运营，多数产品以原料形式低价外销，附加值流失严重。反观鹿茸产业，若从简单切片转向生物制药（如鹿茸多肽提取物），价值可提升10倍以上。这种转型的核心，是通过“科技赋能+品牌建设”构建产业护城河——正如某东北药企将人参开发为皂苷提取物，进入国际高端保健品市场，单价提升20倍，印证了“原字号”延长价值链的无限可能。
2.老字号：在数智化浪潮中激活工业基因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老字号”承载着工业文明记忆，其升级路径需把握两个关键点：
数字化降本：某重型机床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改造，将设备 OEE（综合效率）从60%提升至85%，单台机床能耗下降15%，这不仅是技术迭代，更是“用数据驱动决策”的范式革命；
绿色化转型：某钢铁企业引入氢冶金技术，将碳排放降低 30%，产品获得欧盟碳关税（CBAM）豁免，直接打开高端市场通道。这种转型既契合“双碳”战略，也让传统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突破绿色壁垒。
3.新字号：以创新思维培育产业新物种
“新字号”的本质是打破产业边界。辽宁正探索“四个万亿级产业”布局，其核心不是简单铺摊子，而是构建“创新生态”——如某新材料企业联合高校成立石墨烯应用研究院，将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手机散热膜、新能源电池涂层等产品，形成“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产业集群”的闭环。这种模式证明：新字号的竞争力，在于以“场景思维”连接技术与市场。
布局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AI、新能源、量子技术等八大产业，是三中全会明确的“未来产业”。从苏州昆山的日资电子集群、深圳的半导体产业链看，成功的关键在于“差异化集聚+内外资协同”。
1.产业集聚的“非对称竞争”策略
同质化竞争是产业升级的大忌。苏州的启示在于：不同区县聚焦不同细分领域——昆山主攻半导体封装测试，工业园侧重纳米材料，相城区深耕智能驾驶，形成“错位互补、链条完整”的生态。辽宁可借鉴这一思路，如依托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机器人领域聚焦核心零部件，在航空产业深耕复合材料，避免“一哄而上”的资源浪费。
2.外资引进与自主创新的辩证统一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堪称典范：十几年前，政府通过补贴政策培育市场，吸引特斯拉等外资企业落地，倒逼国内企业技术突破。如今比亚迪以月销超25万辆的成绩问鼎全球，印证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合力。当前美国进入降息周期，“双松”政策窗口开启，我们应抓住机遇引进高端外资，同时通过“链长制”整合本土创新资源，如某省引入德国车企时，要求其与本地电池企业共建研发中心，实现“引资”与“引智”的双重收获。
中国经济的底气
短期挑战之下，中国经济的韧性源于：
超大规模市场：4亿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消费蓝海，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增长引擎；
全产业链优势：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芯片断供等危机中展现出强大替代能力；
统一大市场红利：三中全会强调的“破除地方保护”，正将14亿人口的市场潜力转化为规模经济；
人才红利升级：每年超千万高校毕业生与800万技能人才，构成创新最坚实的人才基底（这一优势全球独有）。
正如我在《东北是个好地方》一书中所写：当我们以“三篇大文章”激活传统基因，以八大产业拥抱未来，中国经济不仅能穿越周期，更将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最后，借一首歌的意境与大家共勉：冬季来沈阳看雪，看的不仅是北国风光，更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在新质生产力浪潮中焕发的青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