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日，全球贸易体系事实上宣告崩溃。当天，美国对中国单方面加征145%的对等关税，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凸显了美国“去全球化”战略的根本意图——即通过贸易手段对中国实施惩罚性打压。如外界预期，唐纳德·特朗普将该举措塑造成一项地缘政治上的“胜利”，并宣称其已在“冷战2.0”中占据优势。然而，历史反复表明，势均力敌的大国之间爆发贸易战，最终往往导致两败俱伤。

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发表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一段较少为人关注的重要洞见：尽管自由贸易有助于推动共同繁荣，但早期全球化的前三个世纪，其利益主要由欧洲独享。美洲大陆在外来疾病的冲击下遭受重创，亚洲则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掠夺之下。斯密同时指出，全球化进程将不可逆地推动知识扩散，并最终使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具备与西方对等的能力，实现历史性的反转。

这一历史性转型过程既艰难又漫长。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民族屈辱，深刻反映出国家在跨越“现代化苦难之谷”过程中所必须承受的巨大代价。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曾长期处于全球边缘的国家实现了实质性的发展赶超，为多极世界格局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与此同时，这一新兴秩序也伴随着日益突出的系统性紧张，亟需制度性回应。其核心挑战包括：“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发生战略冲突的风险；“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以及“公地悲剧”，即生态系统面临不可逆损害的现实威胁。

目前，美国国内在“中美对抗不可避免”这一判断上，已逐步形成跨党派共识。无论是拜登所强调的“美国首要地位”（U.S. primacy），还是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America First），两者都深知：倘若不采取有效遏制措施，中国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很可能在未来二十年内超越美国。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对抗，已在三个高度关联的关键领域不断加剧：即贸易、技术和地缘战略。相较于全面经济脱钩，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在这三个竞争领域实现“分仓管理”。在战略维度上，可通过军备控制谈判缓和安全层面的对抗；在技术领域，尤其是关于产业政策的使用问题，则可考虑通过制定新的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对相关政策工具的适用范围与时限进行制度化规范。然而，要推动上述议题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首要前提是弥合当前严重缺失的中美互信基础。

在大国博弈尚未全面升级为系统性冲突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均有动机通过提供经济激励争取各自的战略伙伴。这种“竞争性赠与”策略具体体现为：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市场准入，以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七国集团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等机制加强对外发展援助的力度。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以及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多个重叠的贸易机制的兴起，正是上述战略逻辑的制度性体现。

在此背景下，中等强国既面临重大战略机遇，也存在显著风险。一方面，它们因具备合作价值而获得战略杠杆，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它们亦可能被迫选边站队，进而被裹挟进大国竞争的漩涡之中。

对于中等国家而言，“冷战2.0”格局所带来的制度性代价日益显现：代理人冲突不断蔓延，与大国结盟往往导致国家主权空间受限、市场准入机会缩减。在此情形下，一个具有可行性的替代路径，是由这些中等国家自发联合，组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国家集团，以制度化形式构建战略“缓冲区”。东盟成员国、日本、韩国以及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可共同倡议建立一项新机制，即“大西洋—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协定”（Atlantic-Pacific Sustainability Pact，简称APSP）。

该协定拟承担三项核心职能：

第一，贸易整合。以“开放区域主义”为基本原则建立自由贸易区，向包括美国与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开放参与。东盟、日本与韩国可在此基础上推动整合现有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以及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将其纳入APSP框架之中。

第二，安全稳定。在联合国体系内设立一个无党派的“和平核心小组”，旨在缓解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紧张，推动在全球气候变化、跨国疫情防控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的多边协调与合作。

第三，发展合作。建立一个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指导原则的国际发展机构，协助欠发达成员国实现净零排放、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并通过技术转移与金融支持加速其经济追赶进程。该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主要大国将发展援助工具化、服务于地缘政治目的的趋势。

通过上述三项制度性功能，APSP有望成为中等国家摆脱“被动依附”格局、在全球战略竞争中避免沦为附带牺牲品的重要机制平台。2024年，东盟人口已达7亿，超过欧盟与英国人口总和（5.2亿）；预计至2045年，其经济总量将与欧盟及英国大致持平。若将日本与韩国纳入计算，APSP成员的整体经济体量或将超过中国或美国中的任一方。

在此基础上，全球经济力量的结构性再平衡将迫使华盛顿与北京认真面对这一新兴多边机制。尤其是在出现“率先加入”情形的背景下，另一方将面临相对边缘化的战略风险。在这一情境下，“冷战2.0”的对抗模式或可由一个由“理性国家联盟”主导的合作性多边秩序所取代。

必须正视的是，一个历史性现实已经确立，即以19世纪英国、20世纪美国为代表的全球霸权时代已不可逆地走向终结，全球治理格局正在迈入“多极化时代”。即便中国在未来实现人均GDP赶超美国，其总体经济体量将达到美国的三倍以上，中国不会成为21世纪唯一的全球主要大国，未来国际格局将呈现多极化。印度有望实现重大经济发展，成为与中国比肩的重要力量，正如中国已在经济上接近美国一样。

在此背景下，“缓冲国家”机制的构建，将有助于在全球秩序由“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过渡的过程中，缓解主要大国间的结构性张力，推动全球治理框架向更加契合21世纪现实的方向加速演化。

(以上内容基于作者在2025年上海论坛发言整理，经作者审阅，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作者简介

胡永泰（Wing Thye Woo），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兼任辽宁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项目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与汇率经济、经济增长与发展，以及全球化和东亚问题。其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等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约150篇，并出版多部专著。其撰写论文曾荣获《国际经济学杂志》评选的30年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25篇论文之一。

此外，胡永泰教授曾担任多家国际学术期刊的学术顾问；《亚洲经济文集》和《中国经济与商学研究》编辑；《规划经济学》和《亚洲经济》协作编辑。在全球多个大学、研究机构和国际机构中担任研究职务，为众多国家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在宏观经济、外汇管理、国有企业重组、贸易问题和金融部门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决策咨询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