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的表象是双边贸易失衡，而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针对这一议题，本期介绍发表在《Asian Economic Papers》2019年第18卷第3期的文章，题目为《The Status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and Structural Reforms: The Issues Behind the U.S.–China Trade War》，由余淼杰（北京大学）独立撰写。
文章背景
美国商务部2017年发布报告，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主要基于六项相关因素：人民币可兑换性与汇率操作问题、蓝领工人工资议价权不足、外资市场准入受限、政府干预经济、产业政策的作用程度、行政监管透明度不足。尽管上述观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特征，但该结论是基于与极度成熟且标准极高的美国市场经济的比较。事实上，即便从美方重点关注的要素市场视角审视当下中国经济，也能看到中国正快速向成熟市场经济标准靠拢。证据体现在两方面：构建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环境、持续拓宽外资市场准入。
经验证据
第一，中美贸易失衡本质是两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带来的结果。特朗普政府提出三点论断：中国存在大规模贸易顺差、顺差由出口补贴与高关税催生；解决顺差的唯一手段是对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在作者看来，上述观点并不准确。中国对美确有巨额顺差（2018年约3300亿美元），但中国将大部分经常账户顺差用于回购美国国债，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时，顺差对中国并非全然有利，它会通过货币乘数机制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劳动力丰裕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顺差则来自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曾占中国总出口的一半，2018年仍占约三分之一。即便两国都不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国仍会有贸易顺差。贸易失衡是两国经济结构和要素禀赋的自然结果。
第二，中国简单平均关税从1992年的39.7%降至2017年的7.5%，非关税措施（NTMs）共计7332项，由29个监管机构负责，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动物与人类健康、产品质量安全以及环境保护领域。已有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剔除加工出口行业样本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效率的提振作用强于最终品贸易自由化。
第三，中国FDI流入规模上涨，2018年达到1350亿美元。但FDI/GDP比值过去二十年呈下行趋势，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内GDP增速高于外资流入增速；二是外资在华投资仍存在制度性壁垒，这也是美方重点关切内容。部分行业对外资持股比例、合资组织形式设置准入限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行业划分为鼓励、允许、限制三类，其中限制类行业仍有28个；外资项目审批环节多，行政流程较为繁琐。
对此，2019年审议通过、2020年正式实施的《外商投资法》整合原有 “三资企业”相关法律，确立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明确港澳台企业属于外资主体。新法简化外资设立审批流程，由多部门分步审批调整为仅核查项目是否落入禁止类范围；同时提出缩减负面清单，完善外资配套服务与争端解决机制，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第四，学界存在“国进民退”的讨论。该现象仅在金融危机后短期出现，长期维度呈现“国退民进”特征。入世前国有企业经济占比达三分之二，当前已不足40%。2018年，民营企业贡献全国五成税收、六成GDP、七成技术创新、八成城镇就业；市场主体数量占全部企业的90%。全国企业总量约3400万家，日均新增市场主体1.8万户。国家推行六项配套政策保障国企、民企竞争中性：实施2万亿元减税降费并下调养老保险费率；依托负面清单实现市场准入平等；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实施降准的宽松货币政策；清理各级政府拖欠民企的账款。
第五，美方报告指责中国刻意贬值人民币以获取出口优势，但事实与之不符。美国财政部设定三条汇率操纵判定标准，并先后三次开展核查，中国仅满足第三条。2018年9月人民币贬值至6.97，央行公开表态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主动贬值操作。2019年8月，特朗普政府未启动正规调查，单方面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事实上，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已升值超过15.5%。
在工人工资议价方面，贸易全球化让中国蓝领劳动者获益。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贸易自由化推高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作为充裕要素的劳动力将从中受益。中国蓝领工人月工资已升至约750美元，达到十年前三倍，为孟加拉国四倍。
文章结论
贸易失衡只是中美贸易争端的表象。美国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才是贸易冲突的深层动因。中美双边贸易差额主要由两国要素禀赋差异与加工贸易模式决定，并非中国政策刻意造成。尽管中国进口关税已大幅下降，但非关税壁垒仍普遍存在，外资在部分行业仍面临准入限制。
中国正在快速转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市场经济：持续的结构性改革正在营造国企与民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不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完善外商投资制度，是化解中美经贸分歧的核心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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