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动能转换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但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各地资源禀赋、技术基础与营商环境差异显著，区域间新旧动能转换演进路径呈现明显分化，新动能与旧动能分别如何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有待进一步厘清。围绕该问题，本期为大家推介发表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的论文——《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演进及区域特征》。该文由李长英、周荣云与余淼杰联合撰写，基于1998—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深入剖析了中国29个省份新旧动能转换的动态演化特征。

文章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奇迹”。但近年来，人口红利消失、供需矛盾突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经济逆全球化趋势陡然加剧，传统要素驱动模式难持续，亟须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构经济动力系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有相关研究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简单以重大政策节点划分转换阶段，忽略政策滞后性；二是将新旧动能完全割裂，忽视二者同步共存；三是现有研究忽视新旧动能转换属于长期动态演进过程；四是现有研究未充分考量区域差异带来的转换路径分化。文章弥补上述不足，利用熵权-TOPSIS方法构建新旧动能综合指数，分别构造新动能和旧动能指数，采用双变量门槛回归实证检验新旧动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理论上刻画不同省份新旧动能转换可能的类型和路径特征。

实证策略

本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将经济动能拆解为创新动能、要素动能、制度动能，使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新旧动能综合指数、新动能指数、旧动能指数。研究样本选取1998‑2017年我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剔除西藏、新疆数据缺失样本。考虑新旧动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作用，文章构建双变量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将新动能指数、旧动能指数同时设置为门槛变量，检验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门槛效应，控制企业规模、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金融业服务水平等变量。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新动能门槛值为0.3914，旧动能门槛值为 0.3585，两个门槛均在1%统计水平显著；依据两组门槛值，可以把省份划分成4 类新旧动能转换模式：传统发展型、结构变迁型、复合转换型、创新引领型。

主要发现

第一，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整体水平较低，经济增长动能相对不足，各个省份之间动能发展很不平衡。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天津6个省份的新旧动能综合指数较高，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创新、要素、制度三类动能的拉动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差异。

第二，东部省份多归属于结构变迁型或复合转换型，中西部、东北省份基本为传统发展型。双重门槛回归结果（表7）显示，不同类型区域新旧动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作用逻辑存在区别：传统发展型区域扩张旧动能可显著提升TFP，新动能拉动效果不显著；结构变迁型区域新旧动能均能正向推动生产率，且新动能边际效应更强；复合转换型区域仅新动能能够提振TFP，扩张旧动能反而会抑制生产率增长，样本内截至2017年暂无省份达到创新引领型标准。

第三，从1998—2017年，中国22个省份的动能转换所属区域类型未发生变动，其中17个省份一直处在传统发展阶段。其余7个省份的新旧动能转换路径则分别呈现“路径反转”“路径跟随”或“路径分岔”三种形式。天津、山东、辽宁和海南曾出现过路径反转，天津、山东和浙江在部分年份呈现路径跟随特征。

政策含义

对于“传统发展型”地区（如河北、山西等）：不应过分强调“转换”，而应在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同时注重改造提升旧动能，利用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对于“复合转换型”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应聚焦于新动能的发展与壮大，尽快布局战略新兴产业，努力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警惕“路径反转”：山东、天津、辽宁和海南等曾出现“倒退”的省份，需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再走高能耗、高污染、低层次、低效益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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