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发表在《The Developing Economies》2017年第55卷第3期的文章，题目为《Worker Training, Firm Productivity,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由刘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Larry Qiu（香港大学）、余淼杰（北京大学）合作发表。

文章背景

贸易自由化如何提升企业生产率，是国际贸易领域经典议题。现有研究大多聚焦研发创新渠道：关税下降加剧市场竞争，倒逼企业研发创新，进而提高生产率。但这篇文章提出一个被忽略的新机制：企业职工培训。当行业最终品关税下降，进口竞争加剧。企业除研发创新外，还可通过职工培训提升劳动者能力，改善生产效率，规避市场退出风险。

文章利用2004—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开展实证检验，得到两项核心结论：一是最终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推高企业生产率，且该提升效果在职工培训投入更高的企业中更强；二是企业培训行为存在显著自选择特征，事前低生产率企业开展职工培训的意愿更强，以此避免在进口竞争中退出市场，但进口竞争挤压利润又会整体抑制企业培训投入，形成 "最需要培训的企业反而最没钱培训" 的矛盾。

主要贡献

1. 机制创新：识别职工培训作为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全新作用渠道，弥补国际贸易领域文献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忽视。

2. 补充中国经验证据：考察贸易开放与中国企业职工培训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国内既有研究多聚焦研发创新，对企业职工培训这一人力资本投资维度关注不足，文章丰富该领域的本土经验证据。

3. 识别策略改进：区分事前TFP2和事后TFP1。常规测算的TFP是事后结果，会受到当期培训行为干扰；文章构造事前生产率指标，解决企业“自我选择开展培训”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采用Heckman两阶段样本选择模型，处理培训支出的样本选择问题。

实证策略

文章采用2004—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借助Olley-Pakes方法测算企业事后全要素生产率TFP1，同时参照Feenstra,Li,and Yu（2014）构造事前TFP2，区分两类生产率缓解识别偏误；以行业最终品关税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基准回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使用培训虚拟变量、培训总支出对数、人均培训支出对数衡量企业培训行为，重点关注行业最终品关税与企业培训的交互项，以检验贸易自由化与职工培训的互补效应。

企业培训存在两类内生问题：一是事前生产率偏低的企业会主动加大培训力度；二是大量企业培训支出为0。为此采用Heckman两步样本选择模型处理内生自选择偏误：第一步Probit方程估计影响选择行为的各因素，并且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第二步对已发生培训支出的企业回归，将第一步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 IMR作为额外控制变量纳入，以此修正样本自选择带来的估计偏误。排他变量不进入第二步回归；两阶段核心解释变量均取滞后一期。

主要发现

文章首先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产出关税下降）显著提升企业TFP；职工培训显著提高企业TFP。最终品关税与培训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贸易自由化对TFP的提升效果在培训更多企业中更为明显。但企业培训存在内生自选择问题，事前低生产率企业会主动加大培训投入，且很多企业培训支出为0，普通OLS回归存在估计偏误，因此本文采用Heckman两步法开展因果识别。两步回归结果证实，事前TFP越低的企业参与培训、增加培训支出的概率越高；同时进口竞争加剧会压缩企业利润，抑制行业培训意愿与投入规模，完整验证了文章核心理论机制。

政策启示

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企业竞争压力，现有政策较多侧重企业研发扶持、引导企业海外投资。文章实证表明，除企业自主开展在岗培训外，政府可以建设更多职业技术学校、推出公共培训项目，通过公共供给提升劳动者技能，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