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集聚与出口集聚是观察产业空间布局、区域资源配置和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切口。二者不仅反映产业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布状态，也关系到区域协调发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基于此，本期介绍发表在《国际经贸探索》2025年第41卷第12期的文章《中国制造业集聚度与出口集聚度的测度》，文章由余淼杰（辽宁大学）和顾源（辽宁大学）合作完成。

一、文章背景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交汇的背景下，制造业空间布局已成为理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产业集聚不仅关系到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知识溢出和要素配置效率，也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置。

既有研究已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进行过大量测度，但仍存在两个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方面。其一，部分研究依赖2013年及以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难以充分反映此后全球产业链调整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的变化。其二，既有出口集聚研究较多使用邻近出口企业数量等指标，难以充分控制行业集中度和地区总体经济规模。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并采用EG指数测度制造业集聚度与出口集聚度，从而更系统地观察中国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演变及其经济含义。

二、数据来源与关键变量测度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微观与宏观两类数据。微观数据主要包括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前者提供企业出口金额、贸易类型等信息，后者提供从业人数、行政区划和行业类别等信息；宏观数据则包括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公报、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用于补充地区产业增加值、科技投入和区域经济特征。

2.关键变量测度

（1）制造业集聚度。文章梳理了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四代演进。第一代指标以Herfindahl指数和行业空间Gini系数为代表，计算较为简便，但主要用于行业内部集聚的简单刻画，其中空间Gini还会受到行政区划和空间尺度划分的影响。第二代EG指数在空间Gini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企业规模分布和行业集中程度，使不同行业之间的集聚程度更具可比性；第三代DO指数以企业间双边距离为研究对象，能够识别连续空间中的局部集聚，但在全国尺度大样本研究中计算成本较高；第四代Coloc_i,j指数进一步关注行业间共聚的方向性，更适合分析行业之间的空间依赖关系。表1进一步比较了四代测度指标在行业间可比、经济集聚度控制、行业集中度控制、空间尺度约束和显著性检验等方面的差异。

综合来看，DO指数和Coloci,j指数在理论上更精细，但分别面临计算复杂度较高和研究对象偏向行业间共聚的问题。相比之下，EG指数在控制企业规模差异、行业集中度和保持计算可行性之间较为均衡，也更适合地级市尺度下的制造业集聚测度。因此，文章采用EG指数衡量地级市-行业层面的制造业集聚度。四位码行业i的EG指数为：

其中，Gi表示行业空间Gini系数，Hi表示Herfindahl指数，xm表示地区m的就业人数占总体就业人数的比重。EG指数在空间Gini系数基础上进一步控制行业集中度和企业规模分布差异，因而能够更准确地刻画行业的空间集聚程度。一般而言，数值越高，说明该行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越强。

（2）出口集聚度。出口集聚度同样基于EG指数测算，但测度对象从一般制造业生产活动进一步聚焦到出口活动。文章依据企业名称和电话号码对中国海关数据库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进行匹配，将企业出口额、就业人数、行业类别和地区信息连接起来，从而在行业-地区层面刻画制造业出口活动的空间集中程度。

（3）区域经济绩效。区域经济绩效以产业增加值的自然对数衡量，用于反映地区—产业层面的经济产出水平。

（4）创新水平。创新水平以“城市-行业”创新力指数的自然对数衡量。文章通过专利价值评估，并结合创业企业对城市创新能力的贡献，构建城市-行业创新力指数，用于刻画特定城市中特定行业的创新能力。

三、实证分析

1.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

文章首先检验产业集聚是否能够提升区域经济绩效。文章以地区-产业层面的产业增加值为被解释变量，以产业集聚EG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并控制产业多样化、劳动投入、企业数量、科技支出以及地区-产业联合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如下：

表2回归结果显示，产业集聚EG指数的自然对数（agg）在全样本回归中的系数为0.037，且显著为正，表明产业集聚对地区-产业层面的经济产出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分区域看，产业集聚的促进效应呈现中部、东部较强，东北和西部相对较弱的差异格局，说明不同地区对集聚外部性的吸收能力并不相同。文章认为，东部和中部地区具备较成熟的产业链分工、高效基础设施、劳动力集聚优势和政策支持，因此能够更充分释放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效应。东北地区作为传统重工业基地，受到路径依赖和产业结构转换约束，动态外部性发挥不足；西部地区则受地理阻隔、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集聚成本较高，容易形成“低效集聚”。

2.创新对制造业集聚格局的作用

文章进一步考察制造业集聚格局的形成因素。产业集聚并不只是企业在空间上的自然靠近，也可能来自创新活动带来的知识溢出、要素吸引和产业链协同。随着数字经济和知识经济发展，创新逐渐成为影响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力量。

为检验创新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文章以产业集聚EG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城市-行业”创新力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并控制行业总规模、区域联通程度和区域内集聚产业数量等因素，计量模型如下：

表3显示，“城市-行业”创新力指数（inno_ln）在四组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创新对制造业集聚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验证了知识溢出效应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动因。加入行业总规模（IV_ln）变量后，行业总规模同样显著为正，且创新力指数系数有所上升，这可能反映出制造业集聚过程中存在通过集聚创新要素强化行业规模的虹吸效应。

四 特征事实

文章进一步将EG指数用于出口集聚测度。与简单统计出口企业数量不同，EG指数能够在控制行业集中度和地区总体经济规模的基础上，更准确地刻画出口活动在行业—地区层面的空间集中程度。为此，文章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进行匹配，把企业出口信息与就业、行业和地区信息连接起来，从而比较不同省份、城市和行业的出口集聚差异。

表4显示，出口集聚具有明显的区位差异，沿海地区总体凭借地理和开放条件形成更强的出口集聚，典型行业包括船舶改装与拆除、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雕塑工艺品制造等；内陆地区则更多呈现资源禀赋导向的集聚特征，如镁冶炼、钾肥制造、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等。

图1进一步展示了2007-2016年全国制造业四位码行业出口集聚数量的变化。2007年，全国共有89个四位码行业呈现出口集聚特征；到2016年，这一数量增至147个，说明中国制造业出口集聚总体呈增强趋势。

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制造业出口集聚仍呈现明显的沿海优势。2007年广东、浙江的出口集聚行业数量均为63个，山东为61个；2016年浙江增至113个，山东和江苏也均突破100个。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集聚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空间梯度，同时也表现出城市群分工深化和产业链网络化发展的趋势。随着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依赖型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内陆地区也开始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融入全国制造业分工体系。

五 政策启示

从国内循环看，制造业集聚能够通过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提升区域经济绩效，但其作用效果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应更加重视城市群在产业空间布局中的带动作用，在更高层次上强化区域协同，充分释放集聚与溢出效应，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构建更加均衡、包容的制造业空间布局，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

从创新驱动看，创新是重塑制造业集聚格局的重要力量。未来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不能只依赖企业数量扩张和产业规模累积，还需要强化城市—行业层面的创新能力，通过知识溢出、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协同提升集聚质量，避免低效集聚和路径依赖。

从国际循环看，出口产业需要向更高密度和更广领域延伸。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产业集聚优势，中国制造业应推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中的竞争力与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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