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和持续推进贸易自由化，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生产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切入点。针对这一议题，本期介绍发表在 《The World Economy》2013年第36卷第7期的文章，题目为《Trade Liberalisation, Product Complexity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由余淼杰（北京大学）、叶光亮（中国人民大学）和曲保智（招商局集团）合作发表。
研究背景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快速而深刻的贸易自由化过程。平均未加权关税从20世纪80年代初约55%下降至2002年的约13%，对外开放度也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改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快增长。贸易开放是否以及如何提升企业生产率，因而成为国际贸易和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既有研究虽然关注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但仍存在若干不足。第一，很多文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计算“索洛残差”式TFP，容易受到投入选择的同时性偏误和企业退出带来的样本选择偏误影响。第二，既有研究常将产品视为同质，忽视复杂产品与简单产品在差异化程度、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方式上的差别。第三，单纯以关税衡量贸易自由化难以覆盖非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措施和数量管制等政策工具的影响。第四，基于宏观或行业层面数据的研究容易受到中国统计数据汇总偏误的影响，难以准确识别微观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使用企业微观数据估计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二是采用改进的Olley-Pakes方法测算企业TFP，以缓解同时性偏误和选择偏误；三是用进口渗透率刻画贸易自由化程度，将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变化的综合结果纳入分析；四是将企业按照产品复杂度划分为复杂产品企业和简单产品企业，考察开放冲击在不同产品类型之间的差异化影响。
特征事实
1. 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显著。从 1992 年未加权平均关税 42.9% 降至 1997 年的约 17%，2001 年加入 WTO 后进一步下调。同时，中国保持了大量的非关税壁垒，包括价格控制、数量控制、技术性措施等多种类型。中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
2.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出口额远超一般贸易出口额，2006 年加工贸易仍占中国总出口的约 52%。多数出口企业同时也是进口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国外原材料和中间品。
3. 复杂产品与简单产品企业在面对贸易自由化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复杂产品差异度高，企业可通过创新活动应对竞争；简单产品同质性强，企业面临更严峻的进口竞争压力。
实证策略
（1）核心模型设定
本文以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以行业层面的进口渗透率作为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包含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其基本思想是：若某一行业的进口渗透率提高，意味着该行业面对更高程度的外部竞争、更低的贸易壁垒以及更充分的国际产品和技术流入，由此可能影响行业内企业的生产率表现。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基准回归：
模型的核心设定可概括为：企业TFP由行业进口渗透率、出口企业虚拟变量、进口渗透率与出口状态的交互项、企业未来退出虚拟变量以及一系列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共同解释，并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其中，进口渗透率系数用于衡量贸易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交互项系数用于识别出口企业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在开放冲击下的差异化反应。
（2）关键变量测度
第一，企业生产率测度。文章没有直接采用OLS估计得到的索洛残差，而是采用改进的Olley-Pakes方法测算企业TFP。该方法将企业投资作为不可观测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并进一步嵌入企业存活概率模型，以控制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造成的样本选择偏误；同时在生产率估计中加入出口决策和WTO时期虚拟变量，以更好地反映中国企业在开放进程中的行为变化。
第二，贸易自由化测度。文章使用“进口渗透率”衡量贸易自由化，即行业进口额与行业产出之比。相比单纯使用关税指标，进口渗透率能够同时反映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减少带来的经济结果，更能刻画国内企业实际面临的进口竞争强度。
第三，产品复杂度识别。文章依据Rauch（1999）的产品分类方法，将在有组织交易所交易或具有参考价格的产品归为简单产品，将既不在交易所交易、也没有参考价格的产品归为复杂产品。复杂产品通常具有较强差异化特征，涉及规格、设计、材料和质量等多维属性；简单产品则更接近标准化商品，价格竞争更为直接。
（3）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文章使用两类核心数据：一是1998—200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覆盖每年超过15万家制造业企业，包括全部国有企业以及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非国有企业，并包含企业财务报表中的100余个变量；二是中国海关HS 10位进口数据，用于计算行业层面的进口渗透率。样本处理中，文章剔除了雇员人数过少、增加值占销售额比例异常等可能存在统计误报的观测值，并对产出进行价格平减，以提升TFP测算的准确性。
（4）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贸易自由化可能并非完全外生：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可能扩大生产规模并增加进口需求，从而反向推高行业进口渗透率。为缓解这一反向因果问题，文章使用省级政府储蓄作为进口渗透率的工具变量，并通过相关检验说明工具变量具备较好的识别能力。除此之外，文章还采用不同折旧率计算投资、使用周期差分模型、替换生产率测度方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总体保持一致。
研究结果
（1）贸易自由化总体上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进口渗透率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能够带来企业TFP改善。文章在控制企业未来退出行为后，结果依然稳健；同时，企业退出虚拟变量显著为负，说明退出市场的企业通常具有较低生产率，控制企业动态选择行为具有必要性。
（2）出口企业也受益于贸易自由化，但受益幅度小于非出口企业。基准模型中，出口企业虚拟变量显著为正，说明出口企业总体上具有更高生产率；但“进口渗透率 × 出口企业”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同等开放冲击下，出口企业生产率提升幅度低于非出口企业。文章解释认为，中国出口企业中加工贸易占比较高，贸易自由化使其更容易获得低成本进口中间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技术升级提升效率的压力。
（3）产品复杂度是贸易自由化生产率效应的关键分化因素。对复杂产品企业的分样本回归显示，进口渗透率系数持续为正且显著，说明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复杂产品企业推动生产率提升。复杂产品具有更强差异化和技术学习空间，外部竞争不仅带来市场压力，也带来学习机会和创新激励。
（4）简单产品企业在贸易自由化中可能面临生产率下降。对简单产品企业的回归结果显示，进口渗透率系数显著为负。原因在于，简单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同质化竞争强，进口竞争更容易压缩企业利润和经营绩效，使企业缺乏足够资源用于技术改造和效率提升。换言之，贸易自由化对简单产品企业的“竞争挤压效应”可能超过“学习提升效应”。
（5）控制内生性后，核心结论仍然成立。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进口渗透率对企业TFP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交互项仍为显著负值，表明贸易自由化确实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但出口企业的边际受益相对较小。工具变量估计系数相较基准回归更大，也说明若不处理反向因果，可能低估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真实促进作用。
机制分析
本文并非通过传统中介效应模型展开机制检验，而是通过理论解释、交互项估计和产品复杂度分组回归揭示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内在逻辑。概括而言，其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进口竞争与市场纪律机制。进口渗透率提高意味着国内企业面对更强外部竞争。对于原本效率较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而言，外部竞争形成“倒逼效应”，促使其改善管理、优化投入组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生产率提升。这也是非出口企业受益更明显的重要原因。
第二，技术学习与创新激励机制。贸易自由化不仅带来竞争，也带来更多国外产品、技术和管理经验。复杂产品企业由于产品差异化程度高，更容易通过模仿、学习和再创新吸收外部知识，并通过质量升级和差异化创新构建竞争优势。因此，贸易自由化对复杂产品企业表现为明显的生产率促进作用。
第三，成本收益与升级激励弱化机制。对于大量加工贸易型出口企业而言，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进口中间品和原材料成本，使企业能够在不显著改进技术的情况下维持利润空间，从而削弱其采用先进技术、提升生产率的紧迫性。对于简单产品企业而言，产品同质化使其难以通过差异化创新对冲进口竞争，利润下降又压缩了技术投资能力，最终导致开放冲击对其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
政策含义
第一，应将扩大开放与产业升级统筹推进。文章表明，贸易自由化并非对所有企业产生均质化影响，其生产率收益主要集中在复杂产品企业。因而，开放政策不能只关注降低贸易壁垒和扩大进口规模，还应同步强化技术学习、产品升级和创新能力培育，使企业能够把外部竞争压力转化为效率提升动力。
第二，应推动企业从简单产品生产向复杂产品生产和差异化竞争转型。贸易自由化可能促使资源逐步从简单产品部门流向复杂产品部门。政策层面可通过研发支持、质量认证、标准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培养，引导企业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复杂度，减少对低成本、低附加值同质化产品的依赖。
第三，应促进出口企业由“成本优势型”向“创新能力型”升级。加工贸易企业不能长期依赖进口中间品低成本优势维持利润，而应通过核心技术积累、品牌建设、供应链整合和自主设计能力提升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贸易自由化为企业提供更广泛的国际资源获取机会，但能否转化为持续生产率提升，关键取决于企业是否形成内生创新能力。
扫码下载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