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友岸外包”已经不只是一个外交辞令，而成为美国重塑国际分工、压缩中国供应链空间的重要政策工具。它把外包选择从过去的成本、效率逻辑，进一步推向政治关系、技术安全和联盟网络逻辑。

本期学术推介聚焦余淼杰、肖泽文、钟雪的文章《美国“友岸外包”：测算、成因与对策》。文章的突出价值在于：不仅说明“友岸外包”是什么，更尝试回答它如何被观察、如何被测算，以及中国应如何在长期竞争中稳住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一、问题意识：“友岸”外衣下的“去中国化”战略

文章开篇指出，“友岸外包”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层理解。广义上，它指一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优先选择政治关系友好的国家或地区；狭义上，它更集中地表现为把生产、服务以及关键中间品供应转向所谓“可信赖”的国家。

这一定义背后的核心判断十分清晰：美国推动“友岸外包”，表面上是为了提升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实质上则是通过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体系，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网络中的位置。文章将这一战略意图放回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结构中考察，使“友岸外包”从一个政策口号变成可追踪的经济现象。

为刻画这一现象，文章从三个维度梳理典型事实：第一，双边贸易友岸化，美国与“友好国家”的贸易规模和占比在2013年后回升；第二，中间品贸易友岸化，美国减少对中国中间品的依赖，其自中国进口中间品占比在2018年达到峰值后明显下行；第三，外包规模友岸化，美国对中国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均在2013年后出现波动下降。

二、测算创新：把“友岸外包”从概念变成指标

本文最有方法论意义的贡献，是在经典FH离岸外包指数基础上引入双边政治关系变量，构建美国行业层面的“友岸外包”指标。换言之，传统离岸外包更多衡量“外包到了哪里、规模多大”，而本文进一步追问：这些承接国与美国的政治关系是否足够“友好”。

具体而言，文章借助联合国投票理想点距离来刻画国家间政治立场接近程度，并将其嵌入外包指标之中。随后，文章又用离岸外包指标与“友岸外包”指标之间的偏离度衡量友岸化程度。偏离度越小，意味着外包越集中于政治关系友好的国家，友岸化水平越高。

这种处理的好处在于，它避免了只用贸易额描述“友岸外包”的粗糙性，也避免了把政治判断停留在定性层面。通过“经济分工数据+政治关系数据”的结合，文章为后续讨论美国供应链战略提供了更坚实的经验基础。

表1：美国“友岸外包”趋势特征简表

三、趋势判断：从效率导向转向安全导向

文章将美国“友岸外包”的时间线划分得很有启发性。2013年是一个重要节点，此前美国离岸外包更多受成本和市场逻辑驱动；此后，供应链安全、制造业回流和盟友合作逐渐进入政策中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奥巴马政府“再工业化”战略由此成为“友岸外包”趋势的前奏。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则是第二个关键节点。特朗普政府通过关税、管制和科技竞争，把原本偏短期的贸易冲突推向长期供应链重组。文章指出，中美贸易摩擦既是“友岸外包”趋势的重要体现，也是其加速发展的催化剂。

到拜登政府时期，“小院高墙”、出口管制、芯片联盟、印太经济框架等安排进一步把“友岸外包”制度化、联盟化。由此可见，美国供应链政策虽然在不同政府之间工具各异，但在减少对中国关键产业依赖这一目标上具有相当强的连续性。

四、成因剖析：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何成为重点

文章特别强调行业异质性。测算结果显示，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制造业、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友岸化程度更高；并且从2013年到2020年，友岸化程度排名靠前的行业平均研发强度显著提高。

这一变化并不只是企业自发调整的结果，而是美国政策演变的集中反映：奥巴马政府重视高端制造回流，特朗普政府把关税战和科技战推向前台，拜登政府则通过“小院高墙”和盟友机制强化关键技术领域的阵营化布局。技术越敏感、供应链越复杂，越容易被纳入“友岸外包”的政策轨道。

文章还区分了制造外包与服务外包。服务外包通常涉及数据、研发、技术支持和专业知识，因而更看重法治环境、信息安全和政治信任；制造外包则更多受成本、产能、运输和设施重建约束。因此，美国服务外包的友岸化程度更高，而制造外包友岸化推进相对困难，这也反映出中国制造业体系的规模优势和产业配套能力仍具有黏性。

五、对策启示：中国如何应对“友岸外包”压力

面对美国“友岸外包”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文章提出三条政策路径。第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美国“友岸外包”的主战场在高技术领域，中国必须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基础研究投入和产学研协同放在更突出位置。

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外部供应链重组会增加不确定性，但国内市场能够为创新提供应用场景、需求牵引和规模回报。通过要素统一、规则统一和流通体系优化，可以把国内大循环建设成抵御外部冲击的战略底盘。

第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文章并不主张以封闭应对封锁，而是强调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等方式，拓展中国企业的国际回旋空间，削弱美国阵营化供应链的排他效果。

六、结语与展望

总体来看，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把“友岸外包”从概念叙事推进到经验测算，再从测算结果回到战略判断和政策回应。它提醒我们，当前全球供应链重构并不是简单的效率再配置，而是经济逻辑、政治逻辑和技术安全逻辑交织后的深层调整。

对于中国而言，应对“友岸外包”的关键不是被动追随美国设定的供应链议程，而是在科技自立自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水平开放之间形成合力：以创新提升不可替代性，以内需增强战略纵深，以开放扩大合作网络。唯有如此，才能在长期竞争中把外部压力转化为产业升级和制度优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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