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到底是“创造就业”，还是“破坏就业”？答案不是简单的“开放增加就业”或“竞争减少就业”，而是同一种开放，对不同类型、不同生产率、不同贸易身份的企业，会通过不同渠道同时产生“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最后净效应取决于哪种力量更强。

本期介绍一篇发表在《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4年第32卷第2期的文章，题目为《All-Around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Level Employ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由Antonio Rodriguez-Lopez（加州大学）、余淼杰（辽宁大学）合作发表。

特征事实

在加入 WTO 后，中国制造业企业同时面对出口市场扩张、进口竞争加剧和中间品成本下降三重变化。贸易自由化不是只有一种，企业也不是只有一类，即使是同一种政策，对加工贸易企业、非进口型出口企业、进口型出口企业，以及进口型非出口企业等四类企业的影响可能完全不同，所以，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如何回应贸易自由化，要从多个细分层次进行分析。

主要发现

文章的核心结论显示，第一，开放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就业增加或减少，而是低生产率企业收缩，高生产率企业扩张；第二，中国降低最终品关税成为就业增长最重要的来源；第三，净就业创造主要来自高生产率出口企业。

原因机制

贸易自由化影响就业的关键在于，关税下降究竟改变了什么？文章将这一机制概括为三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一是竞争效应，即中国市场和国外市场竞争强度的变化；二是任务再配置效应，即企业内部完成的生产任务比例发生变化；三是生产率效应，即任务再配置进一步引起边际成本变化，带来效率收益或效率损失。

具体来看，外国和中国最终品贸易自由化主要作用于需求端，通过改变市场竞争环境，带来典型的生产率异质性效应，也就是低生产率企业收缩、高生产率企业扩张，推动市场份额从低效率企业转向高效率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则更多作用于生产端，通过改变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影响就业：一方面，进口投入品成本下降会推动企业将部分任务转向进口投入品，减少内部就业；另一方面，投入成本下降又可能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企业规模，从而创造就业；最终就业效应取决于这两股力量谁更强。进一步地，从企业类型看，两类高生产率企业（非进口出口企业和进口出口企业）是净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真正受益最多的不是所有企业，而是那些已经具备较强竞争力、同时能够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

衡量方法

（1） 理论层面

文章的理论模型结合了 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以及 Feenstra 和 Hanson（1996，1997）与 Grossman 和 Rossi-Hansberg（2008）的任务贸易模型。三种关税变化通过改变国内外竞争环境、企业内部外包比例、单位生产成本和各类生产率门槛，通过竞争、任务重置、生产率三个效应最终影响不同类型企业的就业。

可以结合表1，公式27、28及其变换来分析每种企业的具体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例如，持续保持普通进口状态的企业 I，面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λ↓ ,有三股力量: 竞争效应P↓,P*↓ ,国内外市场竞争更激烈，造成就业破坏；任务转移效应 α^ 1↓，更多任务用进口中间品替代，造成企业内部就业破坏；c（α^ 1）↓，成本下降、销量扩大，可能多雇人，效率提升效应，产生就业创造。同时由于φ^1↓还有非进口企业转换为进口企业。

（2）实证层面

文章实证部分最具特色的地方是构造了三类企业层面的关税，避免了使用行业层面关税可能带来的加总偏误问题。这是因为同一个行业里的企业，出口产品可能不同，出口目的国可能不同，进口投入品也可能不同。如果只用行业关税，会把企业真实面对的贸易冲击混在一起。

文章使用了三套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制造业企业调查、中国海关数据、世界银行的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基于2000年-2006年数据来构造关键指标并进行实证分析。

τit表示外国对中国企业最终产品征收的关税，构造思路为哪种产品、哪个国家在企业出口中越重要，它的关税权重就越大（公式29）。τ*it表示中国对外国最终品征收的关税，用某种产品在企业出口中的比重，来近似该产品在企业国内销售中的比重（公式30）。λit表示中国对该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征收的关税（公式31）。三种权重都使用企业初始年份的出口和进口结构作为权重，以避免可能的反向因果问题。

基准回归部分先不区分企业类型，只考察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公式32）。文章使用多种生产率测算方式，包括劳动生产率、OLS TFP、OP、LP、ACF 和 System-GMM TFP。再把三类关税分别与企业生产率进行交互，用以识别关税下降对低生产率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影响是否不同。结果非常稳健：外国最终品关税下降和中国最终品关税下降，都会导致低生产率企业就业下降、高生产率企业就业上升（见表3）。

机制分解部分进一步把就业变化净效应分解为“就业扩张”和“就业收缩”。这是因为一个企业就业减少，可能是因为它停止扩招，也可能是因为它主动裁员，二者还往往会相互强化。以外国关税下降为例，低生产率企业就业下降，主要来自扩张率下降和收缩率上升（减少招人且增加裁员）；高生产率企业就业增加，则来自扩张率上升和收缩率下降（见表5）。

总体贡献测算部分把微观估计结果转化为总体就业贡献，结果显示在三类贸易自由化中，中国最终品关税下降带来的就业创造最大，其带来的就业创造约为外国最终品关税变化的 2.9 倍，是中国中间品关税变化的 6.6 倍（见表8）。

此外文章还专门分析了转换企业类型的企业，例如转为加工企业、转为非进口出口企业或转为进口出口企业后的就业变化（见表9）。

政策启示

回到开头的问题：保护能增加就业吗？竞争会减少就业吗？实际上，保护不一定真正创造就业。保护可以让一部分低效率企业继续存在，但也可能抑制资源向高效率企业集中。如果保护的是缺乏竞争力、长期依赖政策屏障的企业，那么它带来的就业可能并不稳固。相反，竞争虽然带来压力，却可能把资源从低效率企业推向高效率企业，从而在总体上创造更多就业。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如何让开放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更有效、更公平、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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