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一篇发表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年第8期的文章,题为《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基于结构模型下量化最优补贴政策的分析》,由余淼杰、杨伯烨、徐铭梽和王勇合作完成。文章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展开,考察从行政区经济出发,中国应当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市场,不仅关系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也关系到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能否充分释放市场潜力。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各地长期形成的行政区经济格局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市场一体化进程。地区之间产业重复建设、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资源配置效率不足等问题,使得行政边界在经济运行中仍然具有较强影响。本文的突出之处在于,它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问题进一步具体化为路径选择问题:相比直接从行政区经济迈向统一大市场,先以经济区经济为过渡,再逐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否是一条成本更低、收益更稳妥的可行路径?

文章背景
行政区经济是经济活动受到行政区划约束较强的区域经济形态。在这种格局下,地方政府往往以本行政区利益为出发点制定产业政策,不同地区之间容易出现重复建设、产业趋同和补贴竞争。各地看似都在发展产业,但从全国层面看,资源配置未必最优,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也可能削弱整体效率。
经济区经济则强调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推进市场一体化。经济区并不等同于单一行政区,而是由若干行政区域组成的区域市场共同体。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市场一体化实践,都可以理解为从行政区经济迈向统一大市场过程中的重要中间形态。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讨论:如果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目标,那么经济区经济是否只是过渡安排?它是否能够在降低建设成本的同时,带来足够的福利改善?
核心问题
文章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方式概括为两种路径。
一种是直接从行政区经济迈向统一大市场。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同步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直接消除行政区之间的市场壁垒。另一种则是先从行政区经济迈向经济区经济,再从经济区经济进一步迈向统一大市场。这一路径相当于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市场一体化:先在若干经济区内部打破行政壁垒,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再逐步推动区域市场之间的联通,最终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两种路径的差别,不仅在于建设步骤不同,也在于收益与成本的权衡不同。直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理论上可以获得更完整的市场一体化收益,但制度协调和建设成本可能较高;以经济区经济作为过渡,则可能以更渐进的方式降低改革阻力和建设成本。
理论思路
本文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多部门和开放经济下的量化结构模型,用来比较“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和“统一大市场”三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下的福利效应。文章关注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产业政策,即用于补偿生产规模经济外部性的生产补贴。
基本逻辑是:如果某些产业存在外部规模经济,那么适当的产业政策可以推动资源向规模经济更强的部门配置,从而提高整体福利。但补贴政策的效果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
在“行政区经济”下,各省份各自制定补贴政策,地方之间容易出现补贴竞争。每个地方都希望通过补贴发展本地产业,但当所有地方都这样做时,就可能出现相互竞争、彼此抵消的结果。文章将这种机制称为“多边竞争效应”。
在“经济区经济”下,若干行政区整合为更大的区域市场,经济区内部的行政边界在经济意义上被弱化。这样一来,区域内部的补贴竞争减少,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重新配置,规模经济也有更大发挥空间。
到了“统一大市场”阶段,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分割进一步消解,区域间补贴竞争被最大程度削弱,资源配置约束进一步放松,生产补贴的福利效应也能够得到更充分释放。
数据与方法
在数据方面,本文使用了内嵌中国省份的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该数据包括中国31个省级区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30个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基于这一数据,文章分别构造了省份层面、经济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反事实情形,进而比较不同区域经济格局下的福利变化。
在模型设定中,文章分别以各行政区、各经济区和中国整体为决策单位,求解其各自的最优补贴政策,并进一步分析这些主体同时实施最优补贴时形成的竞争性均衡。与一些将政策冲击外生给定的研究不同,本文的补贴政策是在模型内部求解出来的,这使得文章能够更系统地分析不同制度环境下产业政策的福利效应。
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比较了两种建设路径的福利收益与建设成本。文章将建设统一市场的成本理解为消除地区间户籍价值差异、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趋同所需要的投入。由于落后地区需要向较高水平追赶社会福利,而不是通过降低领先地区福利来实现均等化,因此建设成本成为统一大市场路径选择中的重要因素。
主要发现
在“行政区经济”格局下,各省份同时实施自身认为最优的生产补贴,中国整体福利提高0.13%。这说明,即便在行政区经济格局下,产业政策仍然能够通过发挥规模经济带来一定福利改善。但由于各省份之间存在补贴竞争,整体收益相对有限。
当经济发展格局从行政区经济转向经济区经济时,中国整体福利提高0.45%。这一结果表明,经济区建设能够明显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原因在于,经济区内部市场更加统一,部门结构更丰富,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同时,经济区内部的补贴竞争减少,多边竞争效应有所缓解,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得到更充分发挥。
如果进一步进入统一大市场格局,中国整体福利提高0.525%。在这一阶段,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分割进一步消解,资源配置约束继续放松,区域间补贴竞争被更彻底地弱化,生产补贴的福利效应达到最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发现,“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和“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两个阶段都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福利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区经济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中间环节,而是从行政区经济走向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过渡阶段。
在建设成本方面,在最终实现统一大市场目标时,与直接从行政区经济迈向统一大市场相比,经过“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的渐进式路径可以有效降低建设成本。
文章贡献
这篇文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将“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和“统一大市场”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比较。以往研究往往分别讨论市场分割、区域一体化或统一大市场建设,而本文将三者视为一个连续演进过程,系统考察不同阶段的福利效应。
二是将产业政策与区域经济格局结合起来分析。文章不是孤立地评价补贴政策是否有效,而是强调政策效果取决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相同的补贴政策,在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和统一大市场格局下,会产生不同的福利结果。

三是从一般均衡角度量化统一大市场建设路径。文章不仅讨论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性,还进一步比较不同建设方式的收益和成本,为优先推进区域协作的动因提供了结构模型层面的解释。

现实启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意味着所有改革都必须一步到位。在现实条件下,直接打破所有区域壁垒、实现全国范围内市场一体化,可能面临较高制度成本和协调成本。相比之下,以经济区建设作为中间环节,先在若干重点区域内部推进市场一体化,再逐步实现区域之间的联通,是一条更稳妥、也更具可操作性的路径。
文章也提示我们,地方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能只看单个地区。某个地方看似合理的补贴政策,如果放到全国层面,可能会引发地区间重复建设和补贴竞争。要提高产业政策效率,关键不只是优化单个地方的政策工具,更要调整政策所处的区域制度环境。经济区建设的意义,正是在于提高地方经济主体的层级,减少低水平重复竞争,为产业政策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更好的制度条件。
从共同富裕角度看,经济区经济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指出,在中央转移支付配合下,经济区经济能够促进区域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区域一体化不仅能够提升整体效率,还可以通过更合理的财政协调机制,使福利改善在不同地区之间得到更好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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