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余淼杰
摘 要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对于促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主要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代经济学语境下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不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长期结合的制度源泉认知不足。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决定了其理论供给的不可替代性，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性和时代必要性日益凸显。文章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两个维度系统分析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选择。在科学研究方面：要加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研究；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指导其建设实践的研究；加强以国际传播能力为关键抓手的话语体系建设。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加快以本土化教材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建设；优化经济学课程设置；加强文科实验室建设，进而推动学术体系建设，从而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学；教育强国；社会主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大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十年来，我国社会科学各界立足中国实践，在理论创新、方法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初具规模。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尤为紧迫和必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对于促进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进而完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必要性、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下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及主要任务三个方面，系统阐述其内在逻辑与可行路径。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必要性
为什么当代经济学语境下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不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西方经济学体系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践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其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遵循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自由市场竞争的经济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解释力存在天然局限。具体表现在以下至少两点：
一是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源泉解释不足。一些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取得的巨大进步，包括脱贫攻坚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得益于市场化、自由化，甚至是私有化的推进。但事实上这种观点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世界上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尽管采取了市场化、自由化乃至私有化的发展模式，但是其经济依然没有取得良好的发展，往往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比如，菲律宾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曾是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被认为是继日本之后亚洲最具希望经济体行列的国家。但由于生产率低下、政治动荡、腐败丛生、投资不足的因素，菲律宾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再如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包括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贸易自由化、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等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但实施效果却与预想大相径庭，由此导致腐败、恶性通货膨胀等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经济不稳定问题。实际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内在缺陷的深刻暴露。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当世界经济2008年的表现如同自由落体一般时，我们的信仰也如同自由落体一样坠落。我们长期对于经济、对于美国、对于我们认为的英雄的看法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25年前，自由市场学说已经盛行。人们相信自由和无约束的市场是有效的，即使犯错误，它也会很快纠正。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管制只能阻碍创新……然而，如今即使这一观念的忠实信徒格林斯潘——自由市场理念盛行年代美联储的掌门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理念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此，将市场化、自由化与私有化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一般前提条件存在内在缺陷，这种缺陷的根源在于：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分析框架中，那些确保市场自发运行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假设条件在现实经济中缺乏实现基础；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假设个体行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忽视了微观主体行为目标约束、历史文化影响的差异性；将私有产权视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核心保障忽视了经济制度属性存在的本质差异；将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体系视作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忽视了不同经济体发展阶段和治理逻辑的差异性。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是作为后发展国家，为迅速摆脱落后状态、加速发展所做的自觉的努力，因此是一个在适应后发现代化历史条件下的战略安排过程，这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和关键行业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受市场价值规律支配的同时，也存在国家战略、集体利益和社会目标的约束。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着严重的市场发育不完全或市场残缺，很难像发达国家那样在自然演化中形成市场经济。而这些基本现实条件均无法被西方经济学前提假定所涵盖。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因素，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改革和开放之外，更根本的，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大国体制机制优势的实现，也就是说，政府发挥着重要的职能。这表现在：中国政府始终主导改革开放的方向、方式与速度，在这一过程中，除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始终保持自主性，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和社会长远利益的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对经济社会的控制能力，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协调统一。
在具体形式上，中国政府通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政策执行体系，确保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特别是有为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变化因势利导，成功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产业结构升级。
二是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长期结合。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分析框架中，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经济才是合理的，这是传统的马歇尔经济学派的观点。在简单的“二分法”思维范式中，市场与政府之间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的关系，“痴迷于依靠市场的逻辑去解释微观经济效率，忽视了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才是所有经济效率的基础和前提”。虽然后来的凯恩斯经济学也强调，如果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也有必要干预市场经济，但是凯恩斯的总需求分析本质上是在经济偏离均衡背景之下的一个短期分析，这就无法解释1953年以来迄今为止中国长期、连续实施的以十五个“五年规划”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中国的“五年规划”不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调控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的政府发挥积极有为作用的战略制度安排。尤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编制实施十个“五年规划”，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十四五”时期，中国GDP实现“四连跳”，先后迈上了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140万亿元人民币台阶。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实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这些新实践和新成果不仅超出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范畴，更无法被简单地套用到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中。
再比如，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整个行业的经济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单个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这种以“经济区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行政区域以相同或互补要素禀赋为基础，以资源优化配置、形成规模效益的共同发展目标为纽带所形成的横向经济联系紧密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我们的研究发现，“经济区经济”打破了自我小循环、封闭小市场的“行政区经济”格局，通过缓解配置约束效应及多边竞争效应，使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在更大的空间释放，从而带来巨大的福利改善，并且在中央转移支付的配合下，能够促进区域共同富裕。中国的这种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并非简单的地理集聚，而是依托举国体制实现的资源整合、政策协同与创新联动。西方经济学只是对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表象进行了描述，却无法探究其背后的制度根源。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长期结合？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党中央进行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立足新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方位，以新发展理念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作为“五个必须统筹”重要内容之一。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原则之一，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恰恰缺失了“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制度变量，以及中国特有的“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机制，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面对中国经济不断涌现的新的发展形态，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难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重大理论需求。正如林毅夫教授在谈到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经济的自主理论创新时所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若想以经济学理论来贡献于自己国家的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必须自己实事求是地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来自主创新理论，”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决定了理论供给的不可替代性，这进一步凸显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性和时代必要性。
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经济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与主要任务
自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具有中国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后，十年来，全国经济学界自觉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不断探索，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在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方面付出了不懈努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经济学人必须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和光荣使命。笔者将结合多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实际，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两方面谈谈对当前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问题与主要任务的几点体会。
在开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研究方面，主要有三方面亟待加强。
（一）加强对我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一大批经济学者，特别是受过规范经济学训练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运用与借鉴国际前沿概念、研究方法、技术，用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的各类实际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都是值得高度认可和积极肯定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所以当代经济科学中的供给-需求理论、价格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短期的总供给-总需求理论、开放经济学理论等许多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方法、框架也是适用于分析中国的市场经济活动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在表现形式和特征本质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系统挖掘在这种市场经济机制共性下的中国特色和运行规律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会有此不同？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哪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哪些方面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思维范式和前提假定？在研究结论上又会有何种差异？中国经济学研究能否在人类文明的知识体系中展现概念普适性和跨情境适用性的成果？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只有“各美其美”，才能做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例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以往研究更多集中于其“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维度，而对其“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关注较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产和流通领域，探讨的是怎样“做大蛋糕”的问题，而对分配领域关注相对不足，较少论及如何“分好蛋糕”的问题。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需要快速发展，不断加大资源总量，进而顺利推进改革的历史因素密切相关。第二，或受数据所限、或受知识结构影响，以往更多是孤立地研究生产、流通、分配这三大不同领域，这虽不能说是“画地为牢式”的研究，但尚未达到“融会贯通”的水平，交叉融合的研究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第三，相对应的，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生产“物化”的层面，但对“人化”层面的研究仍有不足。比如许多研究聚焦于一项国内政策或国际规则是如何影响企业发展的，这在以往特定阶段是很重要的研究，但缺乏更进一步的研究，即受益于该项政策，企业的发展又怎样进而影响员工的就业、收入、教育、健康、福利分配等方面？这些问题在当前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在分配领域中的研究，研究怎样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从而更好地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特别地，我们应认识到“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辩证统一，坚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理，做到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实现更好地“分好蛋糕”。在经济学研究上，就是加强研究经济发展如何影响社会分配的问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我们的一项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劳资收入分配状况的研究表明，当前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不容忽视，基于2007-2016年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显著的市场势力。平均而言，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中，只有44%分配给劳动者。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越低。这既会影响到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进而影响其劳动积极性和自主性，也会影响到劳动收入份额，并造成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垄断行为的规制，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提高要素市场的竞争性。
（二）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建设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新的理论范畴，这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研究过程中，努力避免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沿用西方经济学分析范式解释分析中国经济现象时，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本指导，导致研究结论难以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本质；另外一种倾向是未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与不断涌现的现实经济问题相结合，缺乏与现代经济学建模、实证分析等方法的有机结合，难以回应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需求。因此，一方面，提倡运用规范化的学术表达与建模方法，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理论逻辑的模型化转化，并采用量化分析范式，结合经验事实与数据开展实证研究，验证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为指导框架，丰富和整合现代经济学的先进分析方法。
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即我们所熟知的：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这样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价格作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不仅反映商品的价值，以商品价值为基础，而且还反映商品的供求关系；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价值规律的核心观点与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本加成定价”分析框架，即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而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下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理论对话空间？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价值量”，如果从经济内涵来看，其实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存在着一致性，这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就更为明显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表达了“价值量”以“单个劳动力”需求量衡量的思想。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设定下，这个“单个劳动力”需求量正是产品的边际成本，或者说是劳动生产率的倒数。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其内涵与外延远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概念更为丰富深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本质上将价值归结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严格区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而且创造了劳动二重性学说，揭示了价值的源泉，从而将人的权利与价值同物的价值真正区别开来，这更契合当今世界经济大调整，更重视对人的价值与行为研究的时代趋势，从而具有比西方经济学思维范式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理论优势。
因此，我们要彻底摆脱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简单移植和套用，坚持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鲜活经验中提炼概念，梳理逻辑，提出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中国自身特质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全面深化与拓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并推动其研究范式与方法的本土化、时代化发展。
（三）加强以国际传播能力为关键抓手的话语体系建设
话语体系建设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是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和文明叙事权的关键。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不够大，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面临着在议题设置上受制于西方框架、在成果评价上依附SCI/SSCI索引体系的“双重困境”。我们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应用经济学》（Applied Economics）上的关于分析目前中国本土学者尚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原因的合作研究成果表明，未能从中国经验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概念新理论，进而与诺贝尔奖评选标准的研究范式错位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现在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好、最具潜力的。拥有全产业链的供给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优势、储备广泛的人才优势，最根本的是具有不可比拟的制度优势。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持续增加，中国经济稳健务实的发展态势和基于应对挑战所形成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世界提供了多元现代化的可能性，对提振全球市场信心具有重要作用。“酒香也怕巷子深”，面对这样的窗口期，更应加大力度积极宣传推介中国，不断增强经济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打造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的话语体系。
破局之道在于构建“中国经验—世界表达”的学术转化机制。在平台建设上，亟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矩阵。一方面，中文期刊持续深耕“中国问题”，推进中国经济现象理论化呈现。另一方面，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英文期刊，建立“转译机制”，使“双循环”等中国方案获得国际学术表达方式。这种“双轨并进”既是对“李约瑟之问”的当代回应——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必然孕育着超越现有理论框架的原创思想，也是以学术自信重构知识生产秩序，使中国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理论选项。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平台，将中国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和实践经验以多种形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回应人类共同关切问题的知识体系，让世界不仅看见中国经济数据，更读懂背后的制度逻辑和文明基因，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发出中国的时代强音。
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经济学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和主要任务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基本职能。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鲜明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运用和落实到教学实践中”。这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下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一）加快构建以本土化教材为核心的教学体系
教材是思想启蒙的“第一粒扣子”，承载着价值塑造与知识传递的双重使命。高校要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因此，教材建设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人才培养的核心，关乎“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教材建设应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致力于建设原创性、水平高、影响广的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为构建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目前传统经济学教材还存在三重错位：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错位、技术工具与价值关怀的错位、知识传授与思维训练的错位。例如，国内一些高校学生学习的教材仍是从西方引进的经济学原版教材，教学内容围绕西方欧美国家经济运行的理论框架展开。学生在系统学习后，熟悉了美联储的运作，但对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的运作机制却并不了解，这就影响到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理解，从长期看，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工作、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不利的。因此，系统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经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材体系，推动自主教材建设的任务尤为迫切。我非常欣喜地看到，在教育部国家教材委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重点工程教材建设已经初步成型。我本人也结合多年来的教学科研实际工作，努力尝试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贡献一点绵薄之力。我担任主编的教材《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于2022年被纳入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立项和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建设，目前已经通过相关编审、校阅工作，并将于近期出版。在教育部培育的新时代系列教材建设中，我正在编写的《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教材，也是从中国自主经济学视角，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个尝试。此外，由北京大学于鸿君教授与我共同主编的《经济学原理：中国视角》系列教材，也致力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中国基本经济运行机制，借助经济学基本分析工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现当代经济学原理，力求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底色。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我们致力于强调中国视角，突破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府作为“守夜人”的居民—企业“两位一体”框架，建立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并存、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合作竞争互动”的发展驱动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是中国经验的凝练，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表达，为发展中国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实现自主发展提供系统性方案。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问题在中国特色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有效实现辩证统一、并行发展。我们目前正在着力将这些原创性教材翻译成英文教材，让国外学生和研究人员更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改革完善高校有关经济学教学体系课程设置
为更好地培养社会主义的未来经济建设者和接班人，除了教材建设外，还应当完善高校有关经济学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安排，目前许多高校都是先安排在大一、大二年级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大二、大三年级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更广，理论层次更深，逻辑起点更高，对事物的洞悉程度更深刻。这些都要求学生必须达到一定的理论思考高度，具备更高层次的理论辨析和逻辑思维能力之后才能更好地吸收知识精髓。因此，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博大精深，建议高校根据实际情况对教学安排进行适当调整。可以安排学生在大一、大二年级先学习一些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原理，让学生在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同时，通过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再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学生更深刻地领悟其科学性与深刻性。
（三）加强文科实验室高质量建设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于实践，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常陷入“经验归纳”与“理论演绎”的二元对立，而文科实验室的兴起正在打破这种桎梏，成为理论探索与现实检验相结合的新阵地。文科实验室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观察—实验—验证”的闭环研究体系，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利用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手段揭示传统方法难以捕捉的规律，并以此为引擎推动学术体系建设。例如，利用全国工商注册数据绘制产业链图谱，借助卫星遥感监测区域经济活力；通过政策模拟推演，推算预演产业集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推动，构建数字孪生系统测试改革方案，如在数字人民币推广前通过智能合约模拟跨境支付场景，或在碳市场建设初期用计算实验预测配额分配效应，或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开放经济下多重政策目标约束下地方经济发展等。文科实验室的建设不仅使抽象的理论得以具体化，还通过系统的数据采集、模型构建、实证分析等手段，将理论与实际经济社会现象紧密联系起来。这种研究范式不是对自然科学的简单模仿，而是通过技术工具扩展人类认知边界，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跨界融合。比如将神经经济学引入消费行为研究，用复杂系统理论分析金融危机传导机制。这种将计量手段与人文思考融合的研究范式，恰似《梦溪笔谈》中实证精神在数字时代的重生，使得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能够相互借鉴、相互启发，形成更加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框架。当学者能同时运用计量模型与田野调查，既看到数字背后的统计显著性，也理解数据之外的社会复杂性，理论创新便获得了双重驱动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需要形成合力，推动建立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社会科学数据平台和实验研究基地，确保理论创新始终与时代脉搏紧密对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和实践依据。文科实验室的建设不仅能够对理论进行科学验证，而且能够不断完善和修正原有理论，为我国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为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不竭的创新动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与教育必须坚定回归真实问题。正如周其仁教授所强调的，经济学研究要“立足‘真实世界’”。研究真实世界的问题，以服务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根本导向，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其最终目标不仅在于形成能够前瞻指导和科学阐释中国未来发展的自主理论，更在于将中国成功的实践逻辑进行系统性的理论化、范式化凝练，从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一种可资借鉴、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选择与实践启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为人类现代化探索提供新的认知坐标系。这条路途或许漫长，但每个扎根中国大地的研究选题、每项突破西方范式的方法创新、每次获得国际共鸣的理论输出，都在为这个坐标系刻下新的刻度。当我们的理论能够清晰解释为什么直播带货能激活县域经济，为什么新质生产力将重塑全球竞争格局，这样的学问才能真正立得住、传得开、走得远，才能真正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这是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更是古老文明在21世纪的智慧觉醒。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6年第1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BkbJkO_np9OCJZI-oyEbxOs34OLuaYfFpT077Vv9ZFi24Th_Ld8xPYLCnzNNrGVd808WX9ZDghOmLRfEZ9P9K2R-rJrJtX98ijS6-9iEsdZU-2LQshROWX9yqpI7ZeMvdX6uCiTyFssOmx8Bak6GT3qqeYL1ZnhW3HOBaWBEwlm1J1xk-si8s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作者简介：
余淼杰，1976年生，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纪检监察协会副会长、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系全球经管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财经预算工作联系代表、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委员。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余淼杰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Statistic、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of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中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32部。任经济学国际顶刊Economic Journal副主编、国际著名学术期刊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名誉主编，《辽宁大学学报》主编、《日本研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
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三次）、吴玉章人文社科研究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就奖、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
在北大百廿校庆中，作为优秀中青年教师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专门接见。作为国家25周年优秀代表参加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高规格座谈会。2024年作为全国人大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俄罗斯联邦议会及地方杜马。作为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列席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作为中方高水平大学校长代表出席中意校长论坛和中白校长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