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着力点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余淼杰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完善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包含三个方面的要义，即更大范围的开放、更宽领域的开放和更深层次的开放。为此，应着力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实现出口目的地多元化；第二，推动进口规模的扩大化；第三，在服务贸易上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第四，促进国内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第五，更好地引进外资。
关键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
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无论从中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共同挑战。就中长期的共同挑战而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口老龄化；另一个是逆全球化势力抬头。就短期的共同挑战而言，主要有三个：一是世界增长动能不足导致的需求收缩；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形成的全球经济的供给冲击；三是需求疲软加上供给的冲击，导致对中国以及对世界的未来经济增长预期减弱。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2024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指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并且规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共15章60条，提出了300多项改革措施，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拓展到15个方面，为中国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决定》中最为核心的一点是改革，怎样深化改革？体现在《决定》中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决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怎样理解这一点？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是目标。如果说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是上层建筑，那么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就是经济基础。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又是如何实现的？中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是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最为确定性的因素。中国通过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始终是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建设者。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包括三个方面，即更大范围的开放、更宽领域的开放和更深层次的开放。
更大范围的开放表现在：第一，我国经贸规模的扩大。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26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41万亿元人民币，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位。第二，我国对外贸易伙伴的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不仅对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开放，也注重对“金砖国家”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开放。第三，我国贸易商品范围的扩大。随着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已由世界最终产品组装的集散地向附加值更高的中间品贸易基地转型升级。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测算，中国的中间品贸易占全球中间品贸易比重已经超过15%，居世界第一位。
更宽领域的开放表现在：第一，不仅要提升货物贸易的开放水平，还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的开放水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要“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就是将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作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第二，不仅要鼓励外资企业来华投资，更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直接投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因此，我们要扎实做好外商投资政策落地，为广大外资在华发展营造可预期、更优质的投资环境；稳定外资预期，提振外商在华投资信心。近些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持续保持在全球前列，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保持对外投资的好势头，一方面需要中国企业明确自身“出海”发展优势，持续练好内功，不断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还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民心相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创造就业。第三，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在数字贸易方面，中国一方面要加强云计算、数字平台服务、5G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通过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扩大数字贸易发展。在绿色贸易方面，要围绕绿色贸易发展制度、绿色贸易标准和认证、绿色贸易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快政策体制建设，同时加快技术创新，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提高我国绿色贸易的竞争新优势。
更深层次的开放表现在：从要素型的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中国过去出口以衣服、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现在开始不断扩大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随着要素型开放不断扩大，制度型差异成为制约要素开放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对标国际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议，加强规则、规制、标准、管理这4个方面的制度开放。这4个方面涉及不同层面：规则是国际层面，规制是国家层面，标准是行业层面，管理是企业层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这进一步明确了提升我国制度型开放水平的方向和领域。
总的来讲，要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可以从下文论述的五个方面展开。
二、出口目的地多元化
实现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是完善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有效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经贸环境的关键举措。
近年来，我国与美国关系日趋复杂，跟欧盟关系也比较敏感，尤其是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很可能会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60%的高关税，中美贸易额可能会进一步下滑。因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对中美经贸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最严峻情况做好充足的准备。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出口中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但近年来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相反，以东盟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重持续升高（见图1），这表明中国的出口目的地正在向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种变化并非一种短暂出现的现象，而是一种会长期存在的、深刻的、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
因此，我国企业在开展进出口业务时，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这一变化，把握好方向，做好相应调整；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出口市场，考虑多元化发展，“聚少成多、积小为大”。已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近年来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如，东盟在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显著上升，双边贸易持续增长。自2020年起，东盟已连续三年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经贸伙伴。我国企业应该调整出口目的地，重点拓展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上合组织国家等相对友好国家的市场，重点开拓包括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在内的金砖国家市场，尤其是最新扩容的沙特阿拉伯等国。与此同时，应大力推进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加强与日本、韩国等周边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往来。
我国出口还要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出口产品种类要参考不同出口目的地市场的收入水平，通过产品的出口差异化来更好地提升出口的数额，并且在向不同国家市场出口产品时，中国企业应根据目的地收入水平和现实情况提供差异化产品，灵活调整。具体来说，对于高质量产品，我们要加强对收入较高的目的地市场国家出口，紧盯欧美、深耕日韩。而对于收入相对较低的出口目的地，我们主要是走价优物美的路径。换言之，对于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我们在保证一定产品质量的前提之下，关键是供给有价格优势的产品，以实用为主，在更好满足当地需求的同时增强自身产品竞争力。因此对于我国外贸企业，提质增效，提高出口品质量，这是至关重要的。以往我国在外贸市场上靠走量、靠走低端的比较优势正在下降，因此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将提升产品质量作为突破口，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三、进口规模的扩大化
截至2024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已经举办了七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了扩大进口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非权宜之计。近10年来我国进口规模不断扩大（见图2），扩大进口对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扩大进口规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终消费品的进口，二是中间品的进口。
首先，对于最终消费品而言，一方面，扩大进口规模，特别是高质量最终消费品的进口规模，可以帮助国内消费者享受到更好更多国外的产品，丰富消费者的商品种类，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增加消费者剩余。另一方面，扩大进口规模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加剧国内市场竞争，但是从长远发展角度来说，市场竞争能够实现最终消费品的优胜劣汰，呈现出强者做大的格局，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生产率，为行业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利好。所以，我们要扩大最终消费品的进口规模。
其次，对于中间品而言，扩大进口规模，一方面，中间品的大规模进口能够帮助降低关税，降低企业使用中间品的成本，成本下降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可持续增长，实现企业长远发展以及地方财政利税的增加。另一方面，扩大中间品进口规模对国际产业链至关重要。2023年中国进口中间品14.29万亿元人民币，占进口总值的79.4%。其中，进口机电类中间品4.41万亿元，能源产品3.2万亿元、金属矿砂1.67万亿元。通过扩大中间品进口规模，国外的中间品和国内的中间品相融合可以产生“1+1>2”的熊彼特效应。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拓展中间品贸易”，并位列“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具体部署之首。这意味着我们要扩大进口规模，尤其是高质量的新技术、新材料的中间品，这些产品再与中国的原有中间品相融合，来研发出更加有创造力和竞争力的产品，参与到全球竞争中。进一步讲，对于我国进口市场，我们需要扩大对日本和韩国的进口，一方面，因为相对其他国家，日韩的中间品和核心零部件等质量较高；另一方面，在地理位置上，日本和韩国距离我国较近，能够帮助降低产品进口成本，扩大利润空间。除了日本和韩国以外，扩大对RCEP国家的原材料进口也很重要，我们需要充分发挥好RCEP的区域“抱团取暖”的功能。因此，从宏观政策上看，我们应持续扩大进口，降低关税，减少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的贸易成本。
再进一步讲，扩大中间产品进口规模，也有利于扩大国内统一大市场。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台。这份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文件引起社会各界持续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内统一大市场包含四方面内容，其中要素市场的统一是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起点。在狭义范围上，五大要素有资本、劳动、土地、能源和数据，而从广义上理解，要素还应该包括市场和严格管理。
我们需要注意两点内容，首先，要素统一大市场的对立面，并非市场和计划统一的对立面，而是分割和统一。其次，我们提到的是国内投资大市场，而不能提中部统一大市场或者东北统一大市场，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资本投资大市场。我们要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企的创造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仅是简单的市场准入，更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用户价格均等，换言之，就是国企和民企购买土地的价格以及银行提供的贷款利率是否一致；另一个就是市场的退出，包括进驻和经营的退出，这就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去理解。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健康发展是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起点，要点就是要实现商品和服务的统一，特别是内外贸产品的统一，要实现同质、同线、同流、同生产线。上述问题的解决路径和方式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一是有形的贸易成本，另一个是无形的、隐形的成本，降低隐形的成本更为重要。这就要求国内必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市场监管总局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要发挥好作用，真正做到执法公平公正，让市场参与方办事不求人，形成各方面向好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四、在服务贸易上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从2010年的3624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933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服务贸易增长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对外贸易出口领域，我国长期呈现出货物贸易出口额显著超过服务贸易出口额的现象，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其出口额与总体规模相对较小，发展滞后于货物贸易。从全球视角看，世界范围内服务贸易出口的平均占比约为20%，2023年中国服务进出口贸易占货物与服务进出口总额的13.6%，我国服务贸易的总量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服务贸易扩总量仍是当前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2018-2023年，尽管我国服务贸易的市场规模整体呈增长趋势（图3），但长期处于服务贸易逆差状态。2018年服务贸易出口金额为2668.4亿美元，进口金额为5250.3亿美元，贸易逆差达2581.9亿美元；2018年至2021年服务贸易逆差有所降低，2021年服务贸易逆差达近年来最低点327.5亿美元；2022年后服务出口增速下降，低于服务进口增速，导致逆差程度有所扩大；2023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增加至1708.8亿美元。服务贸易存在的逆差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及对服务产品消费能力的增强与国内服务产品的供给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我国服务贸易的基础比较薄弱，国内服务产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另一方面，贸易出口额是衡量一个国家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服务贸易逆差的存在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尚显薄弱，我国服务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能力有待加强。
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运输服务、旅行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见表1），相较于2018年，2023年这三个行业贸易逆差分别为841.8亿美元、1817亿美元与315.2亿美元。从服务贸易结构上看，部分高端服务产品主要依赖进口，从而产生服务贸易逆差现象。与服务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不合理现象仍存在，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出口较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服务行业，而知识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服务行业发展相对滞后。具体来看，中国服务贸易仍以传统服务贸易产业如运输服务与旅游服务为主，新兴服务贸易为辅。与2018年相比，尽管2023年金融、电信与知识产权等新兴服务贸易产业的地位逐渐上升，对外贸易的结构有所调整，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改变仍然较为缓慢。调结构是当前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任务，中国的服务贸易结构需继续优化，逐步从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为主导的模式，向更加注重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服务的方向转型。
中国服务贸易要实现国际化，改善巨额的贸易逆差，不仅要“走出去”，同时更重要的是“引进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其国内丰富的旅游资源本应成为吸引更多国际游客瞩目的焦点。然而，当前旅游软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尚存短板，旅行服务的质量提升空间依旧显著。为提升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必须实现服务贸易的中国化与特色化，充分发掘并确立自身的比较优势，打造独特的服务特色。例如，中医药产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底蕴和广泛的影响力，可以成为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提升中医药服务的国际化水平，能够吸引外国游客体验中医治疗和养生，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全球传播，增强中国旅游服务、运输服务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应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如充分利用各地区特色农产品资源，打造本土高附加值产业，开发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产品和体验，以此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整体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五、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走出去”目前已经基本实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成功地打开了全球市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中有进，境外企业覆盖范围不断扩展，投资领域持续多元。从投资规模来看，由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自2012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每年都位居全球前三，2020年更是达到了全球流量第一，总额近1540亿美元。从覆盖范围来看，境外企业覆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截至2023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4.8万家，其中，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1.7万家。2023年，多数境外企业盈利或持平。从投资领域来看，近八成投向四大领域。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金融四个领域的投资占全年总量近八成。对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97.2%、34.9%。然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震荡与调整，使得企业必须更加灵活地调整发展战略，仅依靠“走出去”并不能持续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走进去”“走上去”。
“走进去”就是要深入到当地社会中，与当地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做到“民心相通”。尽管中国企业在许多国家做了大量有益的贡献，如投资基础设施、提供就业机会、转移技术等，但个别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依然较低，甚至存在一定的排斥情绪。这种局面要求中国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更加注重文化交流和社会责任的履行。如宇通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的小型港口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项目虽然投资额不大，但却为当地带来了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毛里求斯是一个资源较为匮乏、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国家，而宇通的港口建设不仅提升了当地的交通物流能力，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尽管该项目的投资额相对较小，但由于其显著的社会效益，毛里求斯人民对中国企业的态度发生了积极变化，表现出极高的感激和认可。这种企业与社会的和谐互动，不仅帮助中国企业树立了正面的国际形象，也让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软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因而，企业需要从一个单纯的经济主体转变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全球公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发挥自身的正外部性，推动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通过“走进去”提高企业的品牌形象，增强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感，从而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市场、获得更多投资机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走上去”要求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站得更高，走得更稳，在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下，用技术调动市场，重视产品质量、技术创新及其他关键竞争力的提升，为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一方面，“走上去”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要关注投资规模的扩大，更要注重投资质量的提升。在过去，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获取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是“走出去”战略的重点。但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单一依赖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模式已经面临瓶颈。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等方式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国际合作框架下，中国企业需要更加注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例如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5G通信等高科技领域。通过技术创新，企业不仅能够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还能够通过自主研发占领全球市场的高端价值链位置。另一方面，“走上去”还要求企业注重管理和服务的提升。国内许多制造企业已经开始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同时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在服务层面，企业也需要通过提升售后服务质量、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增强客户的黏性和品牌忠诚度。因此，“走上去”不仅是对市场的开拓，更是对技术、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的全面提升。
六、更好地引进外资
第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已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而附加值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投入的劳工成本，而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地，由于劳动力成本更低，成了全球产业转移的热门目的地，现在中国的劳工成本跟东南亚国家对比已经没有比较优势。Haver Analytics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从1990年的每小时1美元以下增长至2022年的8美元每小时，目前这一水平基本是东南亚国家的3倍以上，甚至超过了泰国的4倍。可见，中国要保持经济的竞争力，就必须通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上，以便释放更多的经济潜力。
第二，资本密集型产业不但不用转移出去，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投入并不是劳工成本，而是全产业链的配套。如果有全产业链的配套，就会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这是我们独特的优势之一。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外资企业提供了非常优质的投资环境，外资企业不仅能够依靠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来获取利润，更能够享受到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支持。尤其是在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能够获取更多的技术突破和市场机会。因此，资本密集型产业不仅不需要转移出去，反而需要进一步吸引外资的进入。
第三，是国际游资最好的投资目的地在中国。投资最重要的前提是安全，中国是投资环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现在美国降息，中国的产品价格上去，就说明国际游资在中美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选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 2024》显示，2023年，中国仍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接受国，吸引外资规模高达1633亿美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1位，较上年有所提升；其最新发布的《B-READY2024》报告显示，中国香港地区在首批50个接受评估的经济体中位列前十。由此可见，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非常大，而其中关键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形象，强化与国际投资者的互动，持续改善投资环境，确保资本市场的开放和透明度，激发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积极性。
第四，引进外资有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如何更好地引进外资？不是随便引入，而是必须与地方的产业链有机融合。外资的引入不仅仅是资金的注入，关键在于能够与地方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契合，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如果只是单纯的资本引入，往往难以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因此，外资引进需要围绕当地的核心产业和优势产业来进行，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布局。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案例，苏州的太仓和昆山的独资、日资、新资，每个地方、每个县、每个区有不同的产业，每个区域引进的外资来自不同国家，因此引进外资的方式也应因地制宜，遵循差异化发展的原则。所以，最重要的是引进外资要跟大工业区放在一起，这样就能够真正地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型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技术革命性突破。
第五，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十年。然而，“俄乌冲突”及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给陆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由于中东和东欧的地缘政治不稳定，鼓励企业家赴这些地区投资的环境较为困难。未来，陆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应放在向东加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抓住与俄罗斯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应“两头并进”，一方面向北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另一方面考虑加强和中东、西亚、北非的经贸合作，特别是推进跟伊朗、沙特和埃及等的自贸区建设。如果陆上丝绸之路向东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向北发展，就可以构建东北海陆大通道，重塑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版图。
作者简介：
余淼杰，1976年生，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纪检监察协会副会长、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系全球经管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是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财经预算工作联系代表、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委员。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余淼杰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中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32部。任经济学国际顶刊Economic Journal副主编、国际著名学术期刊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名誉主编，《辽宁大学学报》主编、《日本研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
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三次）、吴玉章人文社科研究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就奖、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
在北大百廿校庆中，作为优秀中青年教师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专门接见。作为国家杰青25周年优秀代表参加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高规格座谈会。2024年作为全国人大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俄罗斯联邦议会及地方杜马。作为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列席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作为中方高水平大学校长代表出席中意校长论坛和中白校长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