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俄罗斯远东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能源合作不断深化，农业合作大力开拓，等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中俄合作的桥头堡和最前沿，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具有地缘优势、资源互补优势及战略对接优势，既是打造中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的客观需要，也是响应俄罗斯远东大开发的现实选择，同时还是构建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实现路径。然而，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都属于经济发展外围区和经济技术低梯度区，在体制机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存在着短板制约。为此，中俄双方需要全面发力、多点突破：一是加强政策对接协调，完善体制机制，如有效市场机制、城市群机制、东北三省一区协调机制和东北亚次区域协作机制；二是拓宽协同发展路径，创新经贸模式，加强能源、农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三是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善区域基础设施、跨境物流体系建设；四是涵养文化软经济，促进人文交流、人才交流，改善营商环境。
关键词：跨境次区域合作；中俄“东北—远东”地区；东北全面振兴；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
引言
近年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代表的跨境次区域合作（Cross Border Sub-regional Cooperation）发展迅速。跨境次区域合作是地理相邻或相近的几个国家间围绕跨境地区进行的合作。相比于传统跨国宏观区域合作，次区域合作更关注边境省份中微观领域的经济效应。次区域合作强调充分挖掘边境独特区位优势，将国家“边缘区”构筑为对外开放“新高地”和经济增长“核心区”。次区域合作的主要模式是国家统筹规划、地方政府主导协调和企业积极参与。在多方合力作用下，其效果主要体现为促进要素流通、实现辐射外溢和凝聚区间共识。
中国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的跨境次区域合作，将东北全面振兴的着力点落在打造向北开发新高地上。2023年9月，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做出新战略部署并强调，“东北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我国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东北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地处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如今，东北正在加快构建海陆双向开放东北海陆大通道，尤其是加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使东北成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着力将远东地区跨境合作培育为经济新增长点。2012年以后，俄罗斯提出了以远东大开发为载体的“战略东转”。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更加积极开展远东同亚太地区合作。2023年9月，在第八届东方经济论坛上，俄总统普京重申了2013年国情咨文中的态度，指出对俄罗斯而言“远东地区的崛起是整个21世纪的绝对优先事项”，并期待推动与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在中俄两国高度重视和有效战略对接下，“东北—远东”地区合作成为中俄合作的桥头堡，并推动东北地区成为中国向北开发新前沿，以期实现高质量发展。2023年3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明确未来将“深挖两国地方合作和边境地区合作潜力，提高实效，发展中俄‘东北—远东’地区互利合作”愿景，并指出中俄经贸合作的八个重点方向。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的背景及实施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对新形势下中俄“东北—远东”地区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面临的制约因素以及对策加以分析，希冀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学理与现实的双重启示。
一、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蓬勃发展
自苏联解体后，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和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主要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1992—2005年）。苏联解体初期，得益于两国政治关系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改善，双边贸易额保持平稳缓慢增长。然而，由于俄罗斯刚经历市场化转轨的阵痛期，经济大规模衰退伴随着体制机制不完善、汇率贬值等现实情况，双边经贸合作难以深入开展，主要停留在边境贸易层面。第二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2006—2018年）。2006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中俄两国经贸联系更加紧密。2006年以来，中俄两国政府间签署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等，这些文件为地方合作有序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俄罗斯开始尝试同中国沿海城市和经济带围绕产能与装备制造、科技创新等方面开展合作，如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以及中俄地方合作园（青岛）等合作项目。第三阶段是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至今）。中俄两国于2018至2019年举办了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积极推动跨境次区域合作。随着2019年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以及《中俄合作规划纲要（2019—2024）》的出台，中俄两国谋求合作新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跨境次区域合作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开展也为双边经贸往来注入了新动力。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开始快速增长。截至2023年，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俄双边贸易额于2018年突破1000亿美元，并在2023年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提前完成2000亿美元目标，中俄双边合作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如今，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正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新动能。201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上，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和《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农业发展规划》；中方还宣布成立总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首期100亿元人民币的中俄地方合作发展投资基金。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可以概括为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能源合作不断深化和农业合作大力开拓四个方面。
（一）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东北地区具有突出的地缘优势，是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中俄经贸合作中处于极其关键的位置。2023年，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进出口总额为2950.2亿元，约占中国对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7.4%。其中，辽宁积极谋划建设境外合作园区，加强与俄罗斯在贸易、产业、科教、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作为东北三省中唯一具有海港的省份，辽宁省充分发挥海陆大通道建设中的海运优势作用，在中蒙俄经济走廊中扮演着关键的节点角色。大连港作为枢纽港口，为中蒙俄三国之间的海上运输提供便利。锦州港作为地理位置上最靠近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北部港口，成为连接中蒙俄三国的关键窗口。锦州港不仅缩短了与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贸易运输距离，还计划与俄罗斯铁路等合作伙伴共同建设中国首个中国-蒙古-俄罗斯物流示范园区，并推出“锦州港中蒙俄一体化供应链服务”，为中国-蒙古-俄罗斯货物贸易提供端到端的包装服务和综合解决方案。锦州市作为中俄经贸合作重点城市还举办了中国-蒙古-俄罗斯区域经济贸易博览会，并且启动中国-蒙古-俄罗斯电商直播基地，为蒙古国和俄罗斯企业创造新的销售渠道，推动中蒙俄三国间经贸往来。中国的吉林省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接壤，与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地开展了广泛合作，2023年吉林省对俄进出口额相比往年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为扩大对俄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的规模，吉林省建设跨境云仓、边境仓、海外仓，加快发展保税物流、保税加工等新业态。2023年吉林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88.9%，成为对俄贸易新增长点。珲春市作为吉林省对俄开放的前沿，不仅有吉林省唯一对俄陆路口岸，还有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园等平台。珲春市对俄跨境电商陆路B2C出口规模居全国第一。2023年，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贸易额约51亿元，同比增长44.3%，对俄跨境电商陆运过货量连续多年位居中国首位。作为对俄合作主要省份，黑龙江省充分发挥地缘、资源及产业优势，深化对俄全方位务实合作。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显示，2023年东北三省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为17.4%，其中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为12.5%。黑龙江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合作，提升自建跨境电商平台影响力，对俄跨境电商物流通道稳定，积极拓展海外仓和边境仓。黑龙江省以“自贸引领、多区联动、跨境融合”释放自贸试验区对俄罗斯及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潜能，利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三个自贸片区，加强跨境产业集聚区建设，发展产业集群，推动自贸试验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超前发展区的经贸合作。
（二）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在基础设施方面，中俄两国积极加强边境口岸建设以及陆路、水路、空路建设，不断完善交通网络建设，提高通关效率。中国投资者积极响应俄罗斯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项目，积极参与自由港的投资办厂。在参与落实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和滨海边疆区超前发展区项目的外国公司当中，中国位居首位。中资参与43个项目，总投资额近70亿卢布，占该地区全部实际外商投资的46%。中国海关总署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增设为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中转口岸，这一政策大大地降低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对俄海陆贸易的交通运输成本，有效推动了东北地区海洋海运产业发展，积极促进了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的美好前景。辽宁省拥有大连港、营口港、丹东港、盘锦港、锦州港、葫芦岛港等6个主要港口作为向海支点，致力于打造东北海域大通道，特别是发挥大连港的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大连沿海集结中心，深化港口改革，为中国与蒙古国、俄罗斯三国之间的海上运输提供便利。在陆运方面，“辽满欧”“辽蒙欧”“辽新欧”“辽珲俄”等4条连接俄罗斯、蒙古国以及中亚、欧洲的交通运输国际通道开通运营，全长1443公里的滨海公路全线贯通，黑龙江大桥及公路口岸、同江铁路大桥顺利开通，吉林省正在与滨海边疆区共同实施“滨海2号”国际运输走廊项目，该项目将进一步畅通中国东北地区经俄罗斯远东地区至中国东部、南部省份及东南亚各国的跨境运输通道。在物流基础设施方面，黑龙江省建设了黑河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和绥芬河—东宁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为扩大对俄出口贸易规模，辽宁省积极构建对俄及欧洲贸易集散中转基地，依托中俄两国第一个大型物流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系统，大力整合中欧班列、电商企业和海外物流设施资源。
（三）能源合作不断深化
中俄两国在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方面具有互补性，能源合作在稳定中俄经贸合作中处于“压舱石”地位。中俄原油管道和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西伯利亚力量”分别在漠河和黑河入境黑龙江，预计每年从俄罗斯进口3000万吨石油和386亿立方米天然气。这两条管道的铺设及运营极大地促进了中俄能源合作，既拉动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对中国能源战略也起着重要作用。除了油气以外，俄罗斯目前也是中国东北地区主要的煤炭进口来源国。在核能领域，辽宁省葫芦岛市的徐大堡核电站的多个机组是中俄核能领域合作协议中的重要项目。
（四）农业合作大力开拓
如今东北地区在中俄农业开发、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对俄农业合作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2009年9月，中俄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俄罗斯远东欠发达地区地广人稀，待开发的农业领域有着巨大潜力。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基地，既拥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同时也具有对俄农业合作的地缘、资源和产业优势。在农业开发方面，为鼓励对俄农业合作，2013年8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鼓励加快在俄罗斯的农业园区建设，打造了如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新友谊农场、华洋境外绿色农业园区、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等对外农业开发和技术合作的范例。如今，黑龙江省对俄境外农业开发合作区域已由边境口岸附近逐渐深入俄罗斯远东腹地及周边发展，包括阿穆尔州、滨海边区、犹太自治州、哈巴罗夫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萨哈林等州区。其中，截至2023年，黑龙江省东宁市对俄农业合作开发面积达到340万亩，占全省对俄农业合作的40%。在农业贸易方面，2020年底俄罗斯已成为农产品净出口国，作为全球最大食品进口国的中国成为俄罗斯农产品国际出口的优先市场。2022年中国允许俄罗斯全境小麦和大麦进口，远东地区边境口岸在中俄农业贸易中扮演着关键作用。
二、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机遇
（一）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是打造中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的客观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是东北全面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东北地区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其中，辽宁省是我国向北开放的桥头堡，是建设东北亚经贸合作的先行区，在东北全力推进向北开放进程中发挥引领辐射作用。东北地区是我国向北开放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大开发战略的交会点；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是构建内外双循环开放格局的必然选择，有助于打造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新前沿；发挥中俄互补性产业及资源优势，提升东北地区外向型经济水平，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是响应俄罗斯远东大开发的现实选择。远东地区是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地区，具有战略性地缘位置及资源储备，开发远东地区对外合作潜力符合俄罗斯经济发展需求及国家安全利益。2012年普京在第三个总统任期内，提出“向东转”政策并将远东大开发作为战略重点。2013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议会发表讲话中强调，远东的快速发展是俄罗斯整个21世纪的绝对优先事项。在历年国情咨文中，普京多次强调，远东地区振兴对俄罗斯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将“向东转”政策调整为“战略东转”，寻找经济新增长点。从2013至2023年的过去十年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了远东超前发展区、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远东一公顷土地”计划、远东住房贷款政策等政策机制，吸引了总价值高达3.4万亿卢布的投资项目，创办了673家企业，为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保障。对俄罗斯而言，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是其远东发展战略的重要外部力量。加强与东北地区的经贸合作是俄罗斯远东大开发战略的必然要求，将使远东开发搭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快车”，迈进快速发展的轨道。
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是构建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实现路径。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呈现出“北美—欧盟—东北亚”三足鼎立的态势，其中东北亚历来是大国盘根错节的利益交会点，东北亚各国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各大国政策和利益调整的影响及制约。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欧盟与北美都企图把自己的经济联盟扩展到亚洲各国。东北地区接壤蒙俄、毗邻日韩，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地带，与东北亚各国的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发挥着枢纽型作用。如今俄乌战争、红海危机、巴以冲突对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影响，全球供应链屡遭考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更加突出。在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来自各方面风险挑战明显增加的形势下，陆上丝绸之路向西发展风险增加，海上丝绸之路向南发展阻力增大。在此背景下，东北地区更有必要充分发挥地缘战略作用，加强远东经贸合作，打造海陆双向开放的东北亚海陆大通道，其中，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唯一的陆海双重门户，辽宁省有必要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并将大连市打造成为东北亚经贸合作的重要枢纽。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将使东北成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向北向南同时发展、陆上丝绸之路向东发展。
（二）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可行性
地缘优势是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东北地区具有独特优越的先天区位优势，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缘关系紧密，并形成了完备的双边交通网络，空间上的毗邻与较好的基础设施为开展中俄跨境次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中，中国的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边界线上有19个中俄边境口岸，成为连接中俄的关键窗口。吉林省毗邻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与俄罗斯有245公里的共同边界线，与远东商业中心符拉迪沃斯托克直线距离仅100多公里。辽宁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地带，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扮演着连接日、韩、蒙、俄和欧洲的重要桥梁角色；绵长的海岸线使其成为便捷的出海大通道，为辽宁省转身向海创造了天然优势。锦州港的地理位置使辽宁省成为最靠近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北部港口，辽宁省政府将锦州市作为中俄经贸合作的重点城市。作为东北唯一出海口，辽宁省畅通海陆大通道，特别是发挥大连港和锦州港的枢纽作用，为中国与蒙古国、俄罗斯三国之间的海上运输提供便利。
资源互补是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的驱动力量。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完善，工业体系完备，在我国拥有完备工业门类中占据着重要的一环。东北地区的土地、农林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在农产品及其加工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并在新材料、精细化工、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工业基础软件等领域具备深厚产业底蕴。但由于多年开采及人口增多，东北地区矿产资源总体优势逐渐衰退，出现市场需求体量大、储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俄罗斯远东地区油气、矿产、森林及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全国50%以上的森林和黄金资源储备、70%以上的渔业和金刚石储备、30%以上的钛和铜储备。然而，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依赖于传统资源型重工业，轻工业基础薄弱，人力资源严重匮乏。远东地区在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需要依托中国的市场、劳动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东北地区在参与远东超前发展区建设、扩大食品加工和装备制造业等领域合作方面具有优势。例如。东北地区的阜新、抚顺、鹤岗等资源枯竭型城市参与远东地区大型焦煤矿开发项目，发挥产业优势，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总之，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在自然资源、农业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及产业结构方面互补性强，既能“走出去”又能“引进来”。
战略对接是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政治保障。东北振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东北振兴，多次赴东北考察调研，为东北振兴把脉定向、指路领航。俄罗斯作为领土横跨欧亚大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高度重视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强调“战略东转”，积极参与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机制。中国东北振兴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大开发战略的高度对接为东北与远东地区的合作提供了保障。随着中俄关系提升至“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中俄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深化，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中俄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有效提升了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助力东北地区全面振兴。
三、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面临的挑战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同为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本身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经济外围区和经济技术低梯度地区；市场运行机制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尚不完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对单一；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对外开放潜力尚未完全激活。所以，在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上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阻碍。
（一）体制机制挑战
东北地区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在激活民营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市场监管和促进区域协同等方面存在体制机制短板。第一，东北地区不发达的市场机制导致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由于缺乏富有活力的主体参与，在跨境次区域合作中无法发挥微观主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东北地区以国有经济为主，市场在引导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实际发挥作用有限。民营企业在融资、用地、市场准入等方面均受到明显制约。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更高的银行贷款审批门槛，只能选择更高利息成本和经营风险的民间渠道融资；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大型重点工程项目多由国有企业承包，民营企业的项目规模小，且面临更严格的用地限制和审批流程；在市场准入方面，市政基建和公共服务领域由国企垄断，民营企业的业务发展空间有限。第二，东北地区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和政府的规章制度尚不完善。区域内本应畅达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通网络尚未实现，这导致实体经济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阻碍了经济效率和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第三，东北地区市场意识薄弱，监管力度较弱、执法不严。个别领域面临市场准入壁垒，存在不公平竞争现象，导致东北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第四，东北三省协同发展缺乏区域协调机制，产业结构同质化程度高。省际和城际比较优势不明显、经济联系不强，未能形成发达经济网络和密切分工协作关系。在争取国家政策红利等方面，地方政府利益行为突出。
俄罗斯远东地区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挑战，存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金融体系不发达等问题。第一，远东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尚未结束，既缺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又缺少必要的竞争环境。第二，远东地区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主要表现在不合理赋税、行政审批手续复杂及腐败严重等方面。尽管远东政府提供了诸多税收优惠政策，但赋税整体水平仍然较高，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外来劳务既需缴纳办理邀请函及落地签等较高手续费，还需等待低效的多重行政审批。海关、税收等部门的腐败现象也干扰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第三，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金融体系尚不发达，远远落后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存在银行专营垄断、企业融资困难、金融贷款困难等现象。第四，由于经济疲软和金融风险影响，俄罗斯央地财政关系弱化，财政转移支付缺乏流动性。在地缘危机背景下，远东地区财政收入规模较小，难以支撑地方资金链韧性，面临较大的地方财政压力。
中俄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也存在一定体制机制障碍，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缺乏健全、稳定、有效的磋商途径和协调管理手段。第一，中俄两国目前的投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投资监管障碍和海关壁垒有待消除，抑制了区域合作的规范运行。尽管两国建立了经贸部长会议机制，并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签署了《中俄政府间投资保护协定》《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等重要文件，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面临灰色清关、检验检疫标准差异、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等问题。比如，在农业领域，俄罗斯保留着对部分农产品的出口限制措施，中国对粮食进口也保留着关税配额制度，农产品质量及检验检疫标准差异也成为困扰双方的问题。第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蒙俄三国在跨境交通走廊合作中缺乏统一规划，难以形成区域协调布局及有效衔接，管理机制有待完善。第三，贸易机制不完善、贸易渠道不畅通、贸易便利化水平不高也制约了两国区域贸易合作深化。此外，能源领域是中俄区域合作的主要领域，但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两国在能源合作政策上存在一定分歧，容易出现政策调整问题，制约了长期能源合作的速度。
（二）经济发展挑战
经济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是高质量产业结构。东北地区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但其产业结构仍需在比重调整和质量升级方面进行优化。第一，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呈现“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现象，能源石化、装备制造等支柱型传统产业存在技术瓶颈，精细化程度有待提升，第三产业比重有待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等产业规模有待扩大。第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国有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比重分别为45%、54%和64%，均远超全国约为30%的平均水平。由于国有经济中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的比重较高，东北地区存在资源枯竭、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同时，随着民营企业在中俄区域合作中的参与度不断增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原有发展模式也不利于对外开放水平和活力的提升。第三，东北地区产业链上下游融合衔接度较低，亟须培育上下游关联产业本地化、集群化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的质量。
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面临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陈旧、人力资源匮乏等多重限制。首先，俄罗斯远东地区冬季长、夏季短，且存在大量原始森林、河漫滩、冻土层等，既限制了可供作业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开采和运输资源、建设油气管道及高压输电线等基础设施的难度和成本。远东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较差，没有形成系统、发达的海陆空交通网络，存在边境公路与铁路网密度低、航空线路少、港口年久失修等问题，运力不足也阻碍了地区经济腾飞。统计显示，远东交通运输成本约占商品总价值的25%，要远高于俄罗斯其他地区交通运输成本占商品总价值的比重，且该比重在发达国家的正常值约为10%。远东地区还面临劳动力资源、人才培育与研发创新不足的制约。受自然条件限制及经济萧条的影响，远东地区的人口外流现象尤为严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及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从高校空间分布看，俄罗斯排名前100的高校中只有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这一所院校位于远东地区。远东地区继承了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依赖于采矿业等优势产业，主要出口能源及原材料产品，而进口食品、纺织品等轻工业品。根据远东联邦区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从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比重看，除采矿业（14.8%）和固定资产投资（10.5%）外，其余指标占全国比重均不足10%，其中制造业和农业占比分别仅为2.1%和2.7%。近年来油气项目的积极推进在刺激了远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该地区不平衡的产业结构。当世界能源价格急剧下跌时，不协调的经济结构将使远东地区经济陷入衰退。相比于俄罗斯中西部地区，远东地区的工业基础和生产能力落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是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产业链和供应链处于弱势地位。
中俄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也面临一些结构性障碍。一是经济合作模式以能源项目为主，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实际发挥作用有限，投资领域较为集中且单一。二是从贸易结构看，贸易合作局限于资源贸易和小额贸易，科技产品比重小。三是从经济体量看，中国的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远东地区人口总量约为790万人，而辽宁省一个地区的人口总量约为4259万人，是远东地区人口总量的五倍多。2022年，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2.5万亿卢布（以卢布汇率12.7计算，折合人民币不到1万亿元），而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约为2.9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远东联邦区的三倍。东北地区和远东地区的经济体量差距悬殊，也为两地经济对接融合带来了限制和挑战。
（三）对外开放挑战
东北地区是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但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度仍不高。东北三省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3年的24.7%下降到2022年的19.1%，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5.7个百分点。如今技术密集型产品日益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产品，但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产品占比相对较低。
远东地区是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桥头堡，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主要集中在口岸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对接意愿、利益集团分歧以及政治互信等领域。首先，远东地区的对外开放需要依赖于有效且高效的口岸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网络、物流中心、通信设施等，这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然而，远东地区面临基础设施老化、投资不足以及跨国物流的复杂性等问题，不仅影响了货物和服务的流通效率，还可能增加交易成本，降低远东地区在全球市场中的吸引力。其次，远东地区的对外开放还取决于各方面对接意愿及水平，包括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及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取向以及市场规则上存在差异。再次，在中俄区域合作问题上，俄罗斯存在利益集团之间分歧较大的问题，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冲突和延迟，影响远东地区对外开放的进程和成效。最后，政治互信是国际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基石。但是，在远东地区，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和大国竞争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国家间的政治互信，进而影响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缺乏政治互信不仅会阻碍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运作，还可能导致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影响外资投资和国际贸易。因此，政治互信是远东地区对外开放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由于俄乌冲突导致的地缘政治危机，西方对俄经济制裁加剧了远东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脆弱性，既影响了远东地区经济发展，又增加了中国涉俄业务风险。同时，美国造谣诋毁中国，借机拉拢盟友形成“小团体”孤立中国，制裁导致的“长尾效应”和“寒蝉效应”影响了中俄两国正常跨境次区域合作和产业链布局。
（四）思想观念挑战
中国的东北地区受计划经济影响程度深，存在与市场经济发展路径不适应的思想观念，主要表现在文化保守性、依赖性心态、“官本位”思想和缺乏竞争意识等方面。首先，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东北地区对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接受度较低，抑制了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活力。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意识相对薄弱，影响了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活跃度。其次，东北地区作为传统重工业基地，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国有经济，相对忽视民营经济。对于招商引资承诺的税收优惠、土地使用权和政策优惠等落实不到位，损害了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和发展信心。这种差别化的对待方式既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构成了障碍，又增加了东北地区经济转型难度。此外，存在深入人心的“官本位”思想，政府对市场行政干预力度强，开展经济活动时以管控的指导思想为主。最后，相比于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可能导致一部分人群缺乏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感，这对于激发经济活力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东北地区亟须从传统的重工业向现代化、服务导向的产业进行转型。在此过程中，这些思想观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需要革新和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思想观念短板也存在局限性，影响了经济发展与对外合作。一方面，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策略具有短视性和保守性，过于依赖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出口，而缺乏长远的、多元化的经济发展规划。这种依赖导致了对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同时也限制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另一方面，虽然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地理位置，在开展跨境合作上具有天然优势，但文化距离导致两国民间缺乏认同感和信任度，阻碍了有效区域协同机制的建立。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具有复杂性和两面性，既希望加强同亚太国家的合作，又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俄罗斯民间也对与中国开展区域合作认知不足，比如有舆论认为中国在俄罗斯的土地租赁是进行人口扩张甚至是领土诉求，还有媒体则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不实报道，这都让俄罗斯民间对中国企业投资产生了排斥心理，不愿接受中国投资，阻碍了双边经贸合作。
中俄两国尽管在顶层制度上高度契合，具有良好的政治互信基础，但社会层面的民间互信仍较薄弱。当前两国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还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能源集团。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民间交流也面临着一定的客观障碍，缺乏对彼此的深入了解，不利于民心相通。宗教信仰、民间风俗和企业文化差异不同也在一定程度制约了两国经贸合作，合作项目在数量及产业融合深度方面都有待提质升级，未能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四、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对策
中国实施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和俄罗斯实施远东大开发战略为双方提供了对接合作的新机遇，有助于形成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在中国东北地区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俄罗斯战略东转的背景下，“东北—远东”毗邻地区开展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现实需求。为了推动“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进程加速，需要采取全方位行动，补齐差距短板，从加强政策对接协调、拓宽协同发展路径、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涵养文化软经济等四方面重点发力。
（一）加强政策对接协调，破除体制机制短板
中俄两国之间已建立起稳定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以及对话、会晤等协调机制。2018年中国商务部和俄罗斯远东发展部签署《中俄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为政府间协调机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然而，在促进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战略合作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需要克服的政策和体制方面的障碍与限制因素，未来中俄可以从五方面进一步强化政策对接。
其一是规范贸易秩序，完善政策扶持机制。中俄两国已经建立稳定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定期进行对话和磋商，但目前中国的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战略合作仍然存在需要消除的政策和体制方面的障碍和限制因素。一方面，需要优化服务环节，在通关、检验检疫、贸易阶段等环节提升服务效率，减少行政审批手续，提高经贸合作；另一方面，需要及时信息共享，促进信息的交流。应建立高质量信息服务平台，为双方企业提供了解政策法律的渠道，降低获得税收、进出口等政策的信息成本。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政策法规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政府可以组织业界、高校和科研界多方力量，及时调研，发布并更新俄罗斯各项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贸易信息的最新情况，并为企业提供法律、翻译、咨询、联络等服务和指导。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应积极制定各类扶持政策，如税收优惠、贷款利率优惠、优先审批等，积极引导和激励企业参与跨境次区域合作。这些政策和优惠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减少投资风险，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其二是强化企业作用，激活市场调节机制。企业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对俄经贸合作的重要主体，目前双方区域合作主要由政府来推动，企业发挥作用则有限。中国的东北地区对俄经贸主体多为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内在竞争力较弱，并在融资等方面存在障碍。首先要坚持政府高位引导，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合作基金、提供政策优惠、拓宽融资渠道、建立信息发布平台、借力高校科研及人才优势等途径，鼓励相关企业开展对俄合作。此外要重视对俄经贸主体的培育，强化企业共同参与，进一步强化发挥企业在市场机制中的作用，推动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促进市场联动发展。此外，还要积极吸引远东对华合作企业走入东北地区，推动中俄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其三是实施城市群战略，搭建双方交流机制。首先，要发挥中俄两国中心城市在区域合作中的辐射效应，形成以中心城市拉动全面区域合作的模式。目前中国东北地区许多城市都形成了如哈尔滨的“哈洽会”、沈阳的“沈阳智博会”等博览会平台，通过举办展销会、签署合作协议等途径积极搭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中心城市的交流合作平台。其次，两国还可以通过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推动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都属于各自国内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姊妹城市是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以建设双方友好市区为平台搭建政府间交流机制，通过扩大投资和签订贸易合同，促进地域合作水平整体提升。通过这种战略可以促进资源的共享，提高经济的规模效应，增强城市的竞争力，推动次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其四是形成中国东北三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力，建立国家间省区的协调机制。中国东北三省与俄远东地区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地缘位置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各自比较优势。双方的省、区应在“东北—远东”地区合作中加强联动，协调政策和行动，从而破除行政区划壁垒，发挥区域集聚效应，统筹整合资源；同时也能避免政策冲突和资源浪费，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和效果。
其五是加强东北亚各国合作对接，促进次区域协作机制：中国东北应加强与俄罗斯和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区域协作，通过共享资源、技术和市场，实现共同发展。这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如双边和多边会议、交流访问、联合研究等，来增强各国之间的互信和理解；在合作中统筹协调，建立更大范围、更宽层次、更多领域的次区域协调机制，加快构建东北亚区域经济共同体。
（二）拓宽协同发展路径，破除经济发展短板
中俄两国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互补性为双边经济合作提供了独特优势和广阔发展空间，中俄地方经济合作日益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目前中俄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定挑战，需要积极探索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主要包含五方面关键领域。
其一是完善中俄市场机制，设置经济特区。首先，中俄两国受计划经济影响程度深，目前都面临区域内市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行政手段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过重，制约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如今中国东北地区正在以数字化、阳光化推进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俄罗斯远东地区也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特殊经济制度，为远东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企业提供扶持政策。其次，加强区域差异化分工，避免出现无序竞争现象。中国东北地区和远东地区需要改善区域间过于同质化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防止形成以地方利益结构为目的的区域竞合。此外，在边境地区设置经济特区，挖掘市场潜力。经济特区可以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土地使用权优惠、优先审批等，以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创新和创业。两国持续推进黑龙江自贸试验区与远东自由港、哈巴罗夫斯克超前发展区的深入对接，远东地区还在与东北接壤的边境地区建立产业集群，吸引更多的投资和技术，推动经济联动发展。
其二是创新贸易模式，技术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技术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是新型的贸易方式，可以提高贸易的效率和便利性，扩大贸易的规模。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推动传统贸易方式向技术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转化，实现贸易方式创新。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化，由一般性贸易为主向加工贸易为主转化，实现商品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资本自由化，成立中俄联合公司、中俄股份制公司、中俄股份合作社等多种类型企业。同时，优化贸易结构，提升服务贸易比重，增加高新技术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
其三是深化能源合作，发挥比较优势。能源是中俄经贸活动的重点领域，《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强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建设能源保障基地，建设中俄边境输油管道，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如建设俄远东地区天然气管道，优化电网建设，加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能源勘探力度等。中国东北地区作为重工业基地，能源需求量大；而俄罗斯远东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储藏量大，受自然条件限制开采难度较大。两国加强能源合作可以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成本，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建设都需要通过合作开发、技术交流、市场开放等方式实现。
其四是加强农业合作，发展农业科技。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农业合作是中俄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远东地区在农业领域优势互补，具有良好的合作前景。农业科技的发展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中国东北地区应积极吸引现代农业科技企业前来落户，推广现代化农业管理技术，加大农产品深加工力度。同时，中国东北地区需要通过种植技术交流、农产品贸易、农业科技研究等方式，加强农业合作，推动农业的现代化。投资是双方农业合作的形式之一，中国东北地区在俄远东地区投资了许多林场和农场，如辽宁省许多家具品牌也与远东地区在木材深加工方面积极合作。建立经济园区是双方农业合作的另一种形式，如黑龙江省“中俄现代农业经济合作区”已被列入“一带一路”建设优先发展项目名单。
其五是深化高新技术合作，促进科技创新。高新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东北—远东”地区可以通过联合研究、人才交流、技术转移等方式，深化高新技术研究领域的合作，发掘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巨大潜力。一方面，“东北—远东”地区可以增强在高新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加快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东北—远东”地区可以积极建设科技园区，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高经济竞争力。
（三）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破除对外开放短板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日益紧密，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促进地区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途径。促进中俄在“东北—远东”地区合作，对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关重要，这需要破除对外开放短板。努力培育创新合作模式和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源共享和产业联动，从而提升区域内的经济互联互通，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其一是培育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中国东北地区作为国家向北开放的“桥头堡”，正致力于深化区域合作的水平，加速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综合保税区的建设，增加贸易和投资的便利性，实现资源共享并提高经济效益。中俄双方通过实施园区化战略，集中资源，提升产业集聚度，重构产业链条，形成具有境内外产业联动优势的产业经济带。
其二是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石，对于增强区域连接性和促进经济合作至关重要。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作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双方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开拓新的交通路线，如加速对接“冰上丝绸之路”，共同开发北极航道，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协同发展。此外，中俄两国可以增加空中航线的覆盖范围，积极推进“滨海1号”和“滨海2号”等国际交通走廊的建设，促进海陆空联运通道的构建。通过在远东新建及拟建跨境物流通道，可以有效打造国际运输走廊，显著提高物流的便利性，增强区域的互联互通水平，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
（四）涵养文化软经济，破除思想观念短板
其一是增进文化往来，完善人文交流机制。首先，建立常态化的中俄文化交流活动。中俄两国元首宣布2024至2025年为中俄文化交流年，将在此框架下举办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加深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这些活动不仅能促进文化互鉴，还能激发文化软经济的发展，如文化旅游、艺术品交易等。其次，推动文化产业合作项目。鼓励中俄两国文化企业合作开发文化产品和服务，利用双方的文化资源优势，探索在动漫、游戏、电影、音乐等领域的合作机会。
其二是共育高校合作，强化人才交流机制。双重消失的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成为阻碍中俄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鉴于构建人口红利需要数年时间，因此，集中力量培养人才红利应成为重中之重。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可以携手搭建人才交流平台，如中俄地方经济合作联合研究中心、高校联盟及高端智库等。在此基础上，通过签署一系列双边协议，促进两国高校在学术研究、学生互换、教师访问等方面的合作；定期举办中俄高校论坛，探讨教育合作的新模式与新途径；共建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围绕区域发展、新兴技术、绿色经济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展开合作办学与技术研发，培养双方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其三是优化营商环境，破除信息壁垒。首先，提升中国企业的认知度。通过参与俄罗斯的主要行业展会、发布中俄合作成功案例、利用俄罗斯的媒体资源等方式，提升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市场的知名度。其次，建立中俄商务信息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提供俄罗斯市场的法律法规、行业动态、商业机会等信息，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了解俄罗斯市场。平台可以设立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此外，建立对俄风险评估机制。通过合作设立风险评估机构，为中俄跨境投资提供风险评估报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风险评估，帮助企业做出更为理性的投资决策。
如今中俄两国处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东北—远东”地区是中俄合作的前沿重镇。作为东北亚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俄开展“东北—远东”合作不仅有助于两国充分发挥地缘毗邻和资源互补优势，还有助于以双边关系推动多边关系发展。通过加强政策对接协调、拓宽协同发展路径，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涵养文化软经济，可以有效破除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中存在的体制机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思想观念短板。如今东北三省正在大力推进海陆双向开放的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构筑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发展。中俄“东北—远东”跨境次区域合作将助推东北成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确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支撑。
作者简介
余淼杰，1976年生，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纪检监察协会副会长、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系全球经管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是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财经预算工作联系代表、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委员。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余淼杰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中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27部。任经济学国际顶刊Economic Journal副主编、国际著名学术期刊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名誉主编，《辽宁大学学报》主编、《日本研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
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三次）、吴玉章人文社科研究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就奖、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
在北大百廿校庆中，作为优秀中青年教师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专门接见。作为国家杰青25周年优秀代表参加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高规格座谈会。2024年作为全国人大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俄罗斯联邦议会及地方杜马。
徐睿迪，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