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东北的高质量发展：内涵、挑战与对策

余淼杰 杨伯烨

一、引言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在汽车、石化、船舶、能源、航空和农业等领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巩固产业安全基础、强化能源保障作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升国防安全保障能力等“五大安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随着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及《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的发布，东北振兴步入新的历史阶段。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黑龙江时强调，“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把高质量发展确定为东北全面振兴的新方向。这不仅反映了东北振兴在新阶段的新要求，而且赋予东北振兴在新阶段的新内容。在这一背景下，对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解读，对新形势下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与对策加以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阐释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六个方面刻画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特征；第三节以问题为导向剖析当前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两大挑战；第四节结合理论给出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二、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从供给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从投入产出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分配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从宏观经济循环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笔者以为，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以从产品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明显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全产业链特色明晰、产业集聚优势突出以及产业分工比例协调等六个方面进行诠释。

（一）产品质量提高

据余淼杰和张睿（2017）核算，若是依据单价、市场份额和边际成本来衡量工业产品的平均出口质量，并将东北地区 2000 年时的产品质量标准化为 1，那么东北地区的产品平均出口质量到 2013 年时提升了 37%，达到 1.374（见图 1）。若将辽宁2000年时的产品质量标准化为1，则辽宁的产品平均出口质量到 2013 年时提升了40%，达到了 1.401（见图2）。而在同一时间段内，中国的产品平均出口质量则提升了30%。总体上看，东北地区的产品质量提升在全国处于领跑地位。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涌现出一批中小企业，它们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坚持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逐渐崛起为“小巨人”企业 。这些企业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持续致力于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通过在研发、生产和服务等方面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经营，不断推动产品质量的全面提升。这些企业主打生产具有地域特色或独特功能的产品，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从而带动整个行业质量标准的提高 。以辽宁孔雀表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凭借 300 多个种类的机芯产品和 60 多项专利技术，荣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殊荣 。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研制出液化天然气瓶专用数字成像检测系统、液化天然气瓶专用全自动智能式成像检测系统、储罐专用平板成像检测系统等高端设备，如今其产品占据国内射线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吉林省的长春市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是新中国汽车工业“长子 ”——一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多年来，汽车工业的增加值占吉林省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以上，利润更是占全省工业利润的一半以上，汽车销售量更是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10%以上，为吉林省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吉林省在汽车产业上的长期耕耘为“小巨人”企业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的茁壮成长打下了厚实的产业基础，推动了中国的汽车制造质量全面提升（见表 1）。

在质量管理的道路上，品牌代表着卓越的质量，抓好品牌建设是谋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升级改造“老字号”、深度挖掘“原字号”、培育发展“新字号”这“三篇大文章”中，品牌建设是工作的重点。辽宁是东北三省品牌建设的典范。在农业领域，辽宁拥有 8 个被农业农村部认定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截至 2021 年底，辽宁地区拥有 89 种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39 件地理标志商标，98 种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盘锦大米等 10 个地理标志产品成功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清单”。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辽宁形成了一系列名牌产品，如X60植保无人直升机、静压植桩机、黄海牌大客车、CR-211 型铁白粉、智能交互电液耦合系统、土压平衡盾构机等等。此外，辽宁还培育了 165 家省级及以上的“老字号”企业，其中包括 34 家“中华老字号”企业 。16 家“老字号”企业荣获 A 级景区称号，同时有 75 家“老字号”企业的生产（服务）技艺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系列的成就不仅彰显了辽宁在品牌建设方面的卓越表现，也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做好了铺垫。

（二）产品附加值明显增加

自 2006 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曾一度达到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半壁江山”之多的加工贸易，目前比重已降到 20.1%，而一般贸易的比重上升到 63.7% 。东北地区的加工贸易比重由 2006 年的 34.9% 逐步下降至 2022 年的 14.6%（见图 3），一般贸易比重则由 49.6% 上升至 75.3% 。辽宁的加工贸易比重由 2006 年的 47.2% 逐步下降至 2022 年的 20.0%（见图 4），一般贸易比重则由 44.7% 上升至 68.9% 。可以看到，无论是辽宁还是东北地区，其一般贸易的占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般贸易比重的上升意味着东北地区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反映了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另一方面，在加工贸易产业内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过去的以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为以机器设备、电子仪器产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一转变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进一步提升了东北地区产品的附加值。

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结构的深度优化，东北地区在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崭露头角，适从传统制造逐渐迈向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在辽宁，产业智能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果。一些企业如沈阳海尔、特变电工沈变公司等相继建成智能工厂，这些智能工厂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包括提升了 21.2% 的生产效率，降低了 15.6% 的成本以及降低了 21.2% 的不良率。值得一提的是，鞍钢炼钢总厂启动的“5G+智慧炼钢”项目在 2021 年也取得了显著的生产效益 。沈阳科网通信人工智能设备预测性维护、东软医疗高端医学影像设备研发等 15 个项目被评为“ 国家新模式应用试点示范”。此外，鲲鹏产业孵化基地、沈抚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华为沈阳云中心以及锦州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创新载体正在辽宁布局，共有 33 个项目被成功纳入到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为近三万家企业提供了相关服务。这些积极的发展迹象表明，辽宁乃至东北地区正在不断推进智能化和高端制造转型，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

近年来，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辽宁的劳动生产率自 2016 年的 8.9 万元/人上升至 2021 年的 12.6 万元/人，东北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自 2016 年的 7.8 万元/人上升至 2021 年的 11.5 万元/人（见图 5）。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从而增加产出，推动社会总财富的增长。

（四）全产业链特色明晰

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辽宁拥有 41 个产业大类中的 40 个、207 个产业中类中的 197 个、666 个产业小类中的 500 多个。东北地区则拥有全部的产业大类、产业中类和产业小类，产业体系非常完备，涵盖了全产业链（见表 2）。东北的工业体系代表了中国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完整产业链带来规模配套优势，可大大降低企业要素供给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强竞争力 。因此，东北工业的振兴发展可以彰显中国工业体系的竞争优势，对于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具有战略意义。而辽宁作为传统工业大省，按照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公报，进入全国前 5 名的产业数量为 9 个，全国排名第 5，仅次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 。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与优越的地理环境，使辽宁具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产业基础条件。辽西地区是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半径最短的承接区域之一；辽中南地区面朝大海，依托东北腹地，能够直接参与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创新要素辐射；同时辽宁与江苏、沈阳与北京、大连与上海的对口合作机制，能够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深化南北互动合作。

另一方面，若按照海关六位码进行计算，2020 年中国出口的海关产品为 6104 种，东北三省为 4054 种，辽宁为 3816 种 。中国进口的海关产品为 5003 种，东北三省为 3780 种，辽宁为 3603 种（见表 3）。可以看到，无论辽宁还是整个东北地区，其进出口产品种类涵盖了全国的贸易产品种类的 60% 以上，产品种类非常丰富，有力地夯实了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及不断升级需求的物质基础。

（五）产业集聚优势突出

东北地区许多的工业城市都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集群，这为其降低固定成本、获取正外部收益、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坚实基础。辽宁省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各城市展示了多样化的“产业名片”。在沈阳形成了航空装备产业集群 。作为国内承担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任务最多的地区，沈阳延伸航空工业沈飞、黎明等头部公司的优势，建立起涵盖航空发动机整机、民用飞机大部件转包和零部件制造、通用航空及无人机整机以及航空运营与服务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航空体系。在大连形成了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集群。依托大连船舶重工、大连中远海运重工、大连中远海运川崎、渤海船舶重工等龙头企业，在大连湾、旅顺开发区、葫芦岛龙港区一带形成了以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为主的海洋产业体系。2020 年辽宁海洋船舶工业实现增加值 91.5 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排名第三位。盘锦形成了精细化工产业集群 。盘锦的辽滨开发区依托区域内现有炼化、有机原料、特种橡胶、专用精细化学品等产业基础，构建基础石化原料深加工产业体系，目前已形成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功能助剂、新能源材料五大产业集群，涵盖通用塑料、特种工程塑料、合成橡胶等 13 个领域；锦州形成了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产业集群。集群内企业重点生产钛、锆、铬、铪、钼、锰等合金及粉末，金属铬、工业锆分别占国内产量的 85%、90% 以上，金属钼加工的企业数及产量在国内产业集中度最高，集群内高纯金属铬提纯、全流程海绵钛生产、氯化法钛白粉等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农业方面，辽宁作为全国的粮食主产省和“北粮南运”的重要节点，粮食产量稳定在 460 亿斤以上。粮油加工业初步形成了以中粮、益海嘉里、九三、禾丰、鼎翔、富虹等大中型企业为主的粮油产业集群（见表 4）。这些产业集群通过中心外溢作用，促使相近产业在同一地区集聚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规模效益，还为东北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通过深度整合各产业链条，实现更紧密的产业协同，将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发展模式迈进。

（六）产业分工比例协调

近十年来，中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已由 9.1% 下降至为 7.3%，同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基本一致。虽然辽宁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也逐步下降至 9.0%，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始终维持在 13%-14% 的高位（见下页表 5）。这与东北地区的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要战略定位是密不可分的 。近年来，东北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东北三省粮食产量连续多年占全国的 1/5 以上（见下页图 6），商品粮产量约占全国的 1/4，粮食调出量约占全国的 1/3 。2023 年更是实现粮食“二十连丰”，粮食产量达到 14538.1 万吨 。2022 年，黑龙江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到 22024.8 万亩，占全国的 12.4%，同比增加 197.9 万亩;粮食总产量达 1552.6 亿斤， 占全国的 11.3%，连续 13 年位居全国第一 。吉林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816.16 亿斤，粮食单产居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的第 1 位 。东北三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均达到 65% 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黑龙江省综合机械化率达 87.7%，居全国前列。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

中国第二产业比重目前为 39.3%，而发达国家第二产业比重较低，一般在 15% 以下 。东北地区的第二产业比重近年来下降至 36.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辽宁的第二产业比重基本处于高位，达到40.6% 。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其装备制造、钢铁冶金、石油化工等优势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是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根本战略保障 。2021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6% 。支柱行业中，装备制造业、冶金工业、石化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1%、0.6%、3.2%，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9 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品生产发展势头良好，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金属切削机床等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124%、42.8%、33.8% 。2022 年，辽宁省围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世界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世界级冶金新材料产业基地 3 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建设，筛选了 200 个重大工业项目，总投资达 4302 亿元 。另一方面，辽宁矿产资源丰富，菱镁矿储量分别占全国和世界的 85.6% 和 25% 左右，硼矿、铁矿、金刚石居全国首位，滑石、玉石居全国第二位，石油居全国第四位 。矿产地集中，便于规模开发。

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较高水平，无论对于辽宁及东北地区，还是对于中国而言，都是适应当前的发展阶段的，是较为科学而合理的 。其一因为制造业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支撑。从历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韩国与巴西几乎同步开启工业化道路，其后韩国始终坚持“制造立国”，制造业比重相对稳定；2020 年韩国制造业比重在 25% 左右，人均 GDP 达到 31489 美元，成功迈上高收入国家行列 。而巴西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走上“去工业化 ”道路，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2020 年已降至 9.8%，人均 GDP 仅有 6797 美元，经济多年持续低迷徘徊 。两国发展实践充分说明了制造业的核心地位 。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肩负着履行“五大安全 ”的重大使命，更是要警惕“脱实向虚”的危险 。其二因为制造业是人民就业增收的主要渠道。制造业就业需求具有多层次性：一方面，先进制造业对于高端创新人才有巨大吸引力，是汇聚高端创新人才的“蓄水池”，有利于孵化创新；另一方面，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是解决大量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重要途径，是保障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的重要渠道，不能因新兴产业发展而偏废。

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目前为 53.4%，东北地区的第三产业比重近年来由 40.1% 上升至 50.1%，辽宁的第三产业比重则由 39.7% 上升至 50.5%，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而发达国家第二产业比重一般达到 70%-80% 。近年来，东北地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服务型制造的发展 。辽宁数字经济基础稳固，全省 5G 基站突破 5 万个，5G 网络实现县级行政区主城区全覆盖，有力地推进了工业互联网与钢铁、装备、消费品等行业的有机整合，促进了产业链条的延伸与升级，2022 年完成 16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运行。试运行的“星火 · 链网 ”超级节点成为全国七个超级节点之一，为东北地区各行业提供了稳定的区块链和标识解析服务。吉林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获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2022 年，华为、 百度人工智能产业基地在黑龙江开工建设。

从以上六个方面可以看出，东北地区已经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三、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挑战

（一）城市群辐射能力不足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城市群建设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然而，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却存在总体经济规模偏小、中心城市对周边辐射带动不足、次级城市发展缓慢等问题 。从城市群的整体规模来看，东北地区的城市群相对落后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群 。2022 年东北地区的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分别为 2.4 万亿元和 2.3 万亿元，人均 GDP 分别为 8.0 万元/人和5.3 万元/人，常住人口分别为 0.3 亿人和 0.4 亿人，不仅远远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也与长江中游、成渝和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存在明显差距（见表 6）。“十四五”规划与“十三五”规划相比，国家对东北地区城市群的定位预期出现变化，辽中南城市群由第二梯队降至第三梯队，被国家定位为“培育发展”类城市群（见表 7）。从中心城市的经济总量来看，在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中，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作为中心城市，与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相比，经济总量较低 。2022 年，哈尔滨、长春、 沈阳、大连的 GDP 分别为 5490.1 亿元、6744.56 亿元、7695.8 亿元和 8430.9 亿元，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和珠三角地区的广州的 GDP 分别高达 44652.8 亿元和 28839 亿元 。从次级城市的经济发展来看，东北地区其他的中小城市、节点城市、资源城市、边境城市等与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相比，其经济规模、产业形态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2022 年，沈阳生产总值为 7695.8 亿元，而本溪和营口的生产总值分别为 930.8 亿元和 1431.6 亿元，都不足沈阳的 20% 。较低的经济总量制约了其作为次级城市经济扩散作用。东北的一些城市甚至还面临着城市萎缩的困境。

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同质化程度较高，专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城市间比较优势不够突出，尚未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都主要以传统工业领域，如装备制造和石化为主导，导致它们的工业结构相似性较大 。2021年，辽宁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8.1%，吉林的增长为 15.6%，黑龙江的增长为 13.3% 。辽中南城市群整体呈现北部密集、南部疏散的特点。由于大连与其他城市的距离较远，它们之间彼此的经济联系不足，沿海和内陆腹地存在产业发展的断点。在哈长城市群中，由于各自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惯性”，导致哈尔滨主导产业为装备、食品、医药等，而长春则以汽车制造为主导 。这两个中心城市之间的产业关联并不十分紧密，缺少生产和经营领域的密切协作。 同时在争取国家政策红利等方面二者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二）民营经济发展缺乏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但是，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存量始终偏低 。截至 2022 年 10 月，东北地区内，辽宁省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民营企业分别为 119.85 万家、71.89 万家和 66.32 万家，总计 258.06 万家 。这一数字明显落后于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401.87 万家）、浙江省（323.01 万家）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广东省（691.67 万家）。同时，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273.37 万家）、京津冀地区的河北省（230.94 万家）等主要省份相比，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数量也存在明显差距。

另一方面，东北民营企业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差，根本原因在于技术水平不高、创新能力偏低。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 500 强入围数量很少（见表 8），且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截至 2023 年上半年，东北地区累计的“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数为 410 家，在全国占比仅为4.42%（见表 9）。甚至在东北地区的支柱产业——石化工业中，由于技术瓶颈的存在，大量民营企业 “炼”有余而“化”不足，粗化工有余而精细化工不足，原材料有余而增值链不足。尽管东北地区具备资源密集的优势，但这一优势尚未被有效释放，产业基础支撑能力不足 。教育科研优势与主导产业难以 相互契合，创新与转化存在脱节的情况，导致整体产业链上缺乏“填空白 ”“补短板”的“小巨人”企业。总体上看，东北地区民营经济产业层次较低，整体竞争力较弱，有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极少。

从营商环境来看，一些行业和领域仍存在“隐形门槛”。除了负面清单外，某些行业和领域尚未真 正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缺乏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在军工向民用转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民营企业为央企和地方企业提供产业链和供应链配套服务等方面，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仍未得到足够的发展空间。这一现象阻碍了一些有潜力的民营企业在特定领域中的发展，导致一些潜在的合作和创新机会未能充分挖掘。与此同时，东北地区整体上缺乏浓厚的“尊商重商从商”的社会氛围。例如，民营企业在招聘高层次人才上面临较大困难，大多数具有高学历和高层次背景的人才更愿意选择进入政府部门、大型国企或高水平科研机构工作，而非加入民营企业。这使得民营企业难以吸引和留 住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在一些关键环节和领域，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获取生产资料和参与市场竞争方面尚未得到平等的待遇，包括融资渠道的不畅、政策支持的相对不足等。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此外，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它们的专业化、标准化运营水平也相对较低。一些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存在 着缺乏规范化、标准化意识的情况，导致企业的经营服务水平相对较低，管理方式相对粗放。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时代，这一现象会对服务业的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四、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一）坚持“双核驱动 ”发展格局，推动城市群产业链协同

以辽宁省为代表的“双核心驱动”模式为东北三省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合适的范本 。副核心城市与 核心城市协同发展，既可分担核心城市的发展压力，又能有效提升城市群的引领带动能力 。在坚持城市群“双核心驱动”的发展格局下，推动双核心城市与次级城市间协作共赢是重中之重。

首先，构建大中小城市错落有致的梯次结构。中心城市首位度过高，会抑制次级城市的经济发展，最终阻碍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应当避免中心城市在规模上过度的绝对优势 。在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时，应当充分考虑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协调分布，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助力次级城市形成合理的梯次，以便与中心城市相辅相成 。例如，可以提高次级城市干部配置级别，任命省委成员或副省长担任次级城市的主要领导；在产业园区布局、高校与科研机构布局等方面给予次级城市一定的倾向性政策;在金融管制和税收方面给予次级城市更多的优惠空间等。

其次，以“链长制”塑造产业分工格局。针对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内每一个主导产业的产业链，都成立一个“链长”领导小组，以推动各城市围绕产业链展开紧密的分工协作，提升城市间的产业关联水平。“链长”由副省级领导或各市主要领导挂帅，利用党政领导的综合协调优势，在更高层面上保障各个产业链的有序发展和完整稳定。“副链长”则由该产业链内的龙头企业负责人担任。“链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链长制”日常运转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产业链重点发展方向、谋划产业链空间布局、编制产业链招商名录、监督产业链招商推进情况、调研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经营困难 、剖析产业链薄弱环节等等。“链长”“副链长”以及产业链相关部门和重点企业保持定期沟通，针对产业链发展中的问题，提交相关会议决策研究解决。

（二）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支持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为促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必须持续拓宽其发展空间。除禁止私有资本进入的特殊领域外，所有领域应全方位面向民营企业有序开放。鼓励民营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保障其在资源获取、要素价格等方面与其他市场主体享有平等待遇 。在地方政府采购方面，有必要优先考虑本地具备实力的民营企业供应商，适度提高对这些企业的采购比例，以便更好地支持和激励本地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国企与民营企业的深度合作，积极鼓励并支持民营资本在法律框架内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在技术研发、产业链延伸、原料供给、产业配套等方面与驻省央企、地方国企加强务实合作。同时，建设各级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梳理并发布项目合作、融资、人才、技术成果等各类供需信息。开展产需对接活动，推动不同产业链之间的协同发展，促使产品、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更加紧密地连接。通过这些举措，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合作平台，加速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紧密对接。

同时加强培育和支持领军型龙头企业，开展“专精特新”企业专项扶持行动，建立细分的企业培育库，根据企业类型分别实施个性化和共性化的培育措施 。鼓励并支持“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参与国家、 行业和地方标准的制定 。通过让民营企业在重点产品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提升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增强“专精特新”民营企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深入推进标准化工作。加速标准的升级迭代和应用转化，以提高民营企业在市场中整体的竞争力。

余淼杰，1976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辽宁省人大立法委委员、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IEA）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全球经管类前 1% 高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杨伯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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